李敖曾经说：“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我在坐牢的时候，把房子转到了我妈名下，让妈妈帮我保管，告诉妈妈，我的房子不能动，还反复跟她说了这件事。后来，弟弟做生意赔得底朝天，妈妈毫不犹豫的就把我的房子抵押了去帮弟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李敖因为文风犀利敢说真话，得罪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落了个牢狱之灾。

他心里门儿清，按照当时的规矩，一旦被扣上“叛乱犯”的帽子，名下财产大概率要被充公。思来想去，全天下最能让他放下戒心的，只有生养自己的老母亲。

过户手续是托外面的朋友帮忙办的，后来母亲来探监，他隔着看守所的玻璃又千叮咛万嘱咐：房子千万不能动，等我出来。张桂贞当时连连点头，让他安心在里面待着，家里的事有她兜底。

那时候李敖四十出头，一辈子恃才傲物，什么明枪暗箭都见过，唯独在牢狱里身不由己，成了没脚的螃蟹。

那套金华街的房子面积不大，却是他熬了无数个通宵写稿，一篇一篇攒出来的家底，屋里堆了满满三面墙的书，是他打算出狱后继续写字、继续跟世道较劲的根据地。他想着有母亲守着，就算外面天翻地覆，自己总还有个窝能回去。

之后每隔两周母亲来探一次监，每次他都要旁敲侧击再提一句房子的事，母亲每次都应得干脆利落。有一回母亲随口念叨了句弟弟李放最近生意不顺，欠了点钱，他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他太了解这个弟弟了，眼高手低心气大，做生意十有八九要栽跟头。可他当时身在牢里，手伸不了那么长，只能硬着头皮再叮嘱母亲一遍，生意上的事别乱掺和，房子更是底线，绝对不能碰。

可该来的终究躲不掉。李敖出狱第三天，回金华街的房子拿藏书，到了单元门口才发现门锁都被换了。邻居探出头跟他搭话，说前阵子你母亲带着银行的人来过好几趟，看着是办房产抵押的手续。他当时脑子嗡的一声，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转头就往母亲住的青岛东路公寓跑。

面对儿子的质问，张桂贞半点愧疚的意思都没有，反而腰杆挺得笔直，理直气壮：你弟弟都快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了，我当妈的能眼睁睁看着不管？你在牢里有吃有住，又不急着用房。

李敖当时又气又觉得荒诞，他跟母亲掰扯：我蹲大牢，国民党都没敢动我的财产，结果你倒好，为了小儿子，把我这点家底全给造没了？我前前后后跟你说了多少遍，这房子是我的后路，你都当耳旁风了？

母亲只甩给他一句话：老人何辜，我一把年纪了，做点家里的事还轮得到你来教训？一句话堵得李敖哑口无言。他后来在节目里自嘲说，合着我防天防地防当局，最后防了个寂寞，敌人没抄我的家，自己亲妈先给我“充公”了。

其实这事掰开了说，根子就在母亲的偏心。从小到大，李敖聪明拔尖，从来不用家里多操心；小儿子李放平庸软弱，总惹麻烦，母亲的心就一直往小儿子那边偏。

在她的逻辑里，大儿子有本事，没了房子还能再挣；小儿子没本事，这次不帮就真的垮了。至于当初的承诺、大儿子的底线、牢里人的处境，在偏心的母爱面前，统统都得往后靠。

这事给李敖心里扎了根拔不掉的刺，他后来总拿这事说人性，说千万别拿利益去考验亲情，十个里面九个半得输。

可有意思的是，哪怕心里疙瘩没解开，后来母亲年迈，弟弟移民加拿大把老人当累赘甩了回来，李敖还是出钱给母亲养老，专门在自家楼下买了套房子，请了专人照顾。他嘴上得理不饶人，心里终究还是认这份母子情，只是再也不会把全部的信任，都压在别人的良心上。

其实我们身边这种事从来都不少见，总有人觉得血浓于水就可以无底线，总觉得至亲就一定是百分之百的靠山。

可现实是，人性里的私心、偏心、权衡利弊，从来不会因为沾了亲戚就消失。你把底牌全亮给对方，把后路全托付出去，往往摔得最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