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国家，总是会有深邃的思考者的，他们会提早完成认知并发出预警的。日本的殖阀藩结构极为罕见，二次战败势所必然。其教训，正好可以为我国镜鉴并借鉴。但，各方面讳莫如深......
历史上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往往不是危险没人看见，而是有人已经把危险讲明白了，国家机器却照样往前开。日本近代史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1921年，日本社会正沉浸在一战后国力上升的气氛里，石桥湛山却公开唱起了反调。他提出后来被称为“小日本主义”的观点，认为继续扩大海外权益，看上去是在增加国力，实际上会把军费、外交摩擦和国家资源一起拖进去。
他甚至把问题说得很直接：如果日本继续同其他大国争夺在中国和西伯利亚的势力范围，日美之间就存在走向战争的风险。国立国会图书馆保存的相关资料，可以确认这些文章发表于1921年，而不是后来根据战争结果倒推出来的“事后诸葛亮”。
二十年以后，太平洋战争真的爆发了。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日本当时不是没有聪明人，也不是没人算过这笔账。
问题出在另外一层——那些提前看到风险的人，越来越难把自己的判断转化成真正的国家政策。真正能够从历史资料中确认的，是明治以后长期存在的藩阀政治，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军部、官僚、政党和大型财阀集团相互交错的权力格局。
这种结构最麻烦的地方，并不是谁在幕后统一操纵谁，历史远没有那么简单，真正的问题是：不同权力系统各有自己的逻辑，却缺少一个能够长期压住分歧、承担最终责任的稳定机制。到了1931年，这个问题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
9月18日，柳条湖事件发生后，关东军迅速扩大军事行动。第二次若槻内阁第二天便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9月24日又公开表示无意进行领土扩张。
可现实的发展没有按照东京内阁设想的方向走，关东军继续推进军事行动。这个细节非常关键。
一个政府在文件里决定“不扩大”，前线力量却能把事情继续扩大，那么问题已经不只是某一次军事行动该不该进行，而是谁最终拥有国家重大政策的实际控制力。接下来几年，政治纠错能力继续削弱。
1932年5月15日，海军青年军官等人袭击首相官邸，首相犬养毅被杀。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档案确认了这一事件以及高桥是清随后临时兼任首相的情况。
政党内阁时代也由此受到沉重打击。四年后的1936年2月26日，又发生更严重的军事叛乱。
陆军青年军官率部占据东京多个重要地点，高桥是清、斋藤实等人被杀，东京一度进入戒严状态。到2月29日，叛乱才被镇压。
高桥是清为什么值得特别注意？因为他当时管的是钱。
1930年代初日本经济遭受严重冲击，高桥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经济恢复。但到1935年前后，他认为经济已经趋稳，继续无限制扩大财政、特别是继续依靠日本银行承接国债，会带来严重通货膨胀风险，于是开始压缩开支，也试图限制不断增长的军事预算。
日本银行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明确指出，高桥的做法招致要求增加军费者的不满。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他最终遇害，此后财政约束进一步减弱，战争时期的财政扩张越来越难控制。
这才是理解战前日本的一个重要入口：外交有人踩刹车，财政有人踩刹车，政党政治也曾经尝试踩刹车，可这些刹车不是同时失效的，而是一点一点被削弱的。于是国家决策出现了一种危险的惯性。

前一步行动制造了新的利益和政治压力，为了维护前一步，又必须走下一步；下一步形成新的既成事实，再反过来要求国家投入更多军费、资源和外交成本。时间长了，看起来每一次决定都有自己的“现实理由”，可把几十个决定连在一起看，却会发现可以回头的路越来越少。
1930年代后期，日本同中国的战争长期化，物资消耗持续上升。到了1940年，日本又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
此后日美关系进一步恶化，能源和贸易问题越来越突出。到1941年，日本事实上已经面对一个极难处理的战略困局。
这不是简单一句“狂热”能够解释的。制度失去纠错能力以后，理性的个人仍然可以存在，但他们改变整体方向的能力会越来越弱。
一个部门考虑军事机会，一个部门考虑外交，一个部门考虑财政，还有企业考虑订单和市场，所有人都可能觉得自己是在解决眼前问题，最后却可能共同制造出更大的长期问题。所以，财阀问题也不能简单理解成“几家公司推动了一场战争”。
三井、三菱、住友等大型企业集团确实在日本工业化和战时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战争形成有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国际环境因素。把所有原因压缩成某一个集团秘密操纵国家，反而会遮住真正值得研究的制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