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市长杨森让特务将身为地下党的亲侄女秘密拖上汽车，特务从后排拿出绳子套在她脖子上：“大小姐，这是你亲大伯的命令，可怨不得我们……”
杨汉秀被推搡着坐进后排，绳子已经绕过脖颈。车子发动时，她没有挣扎，只是将右手悄悄缩进袖口。
车子没有开往郊外的僻静处，反而拐进了临江的一处仓库区。开车特务踩下刹车，后座那位掏出烟，手有些抖。
“就在这儿？”后座特务问。
“再等等。”开车特务看了看窗外，“市长交代，得等个信儿。”
仓库里堆着麻袋，霉味混着江水的气息。杨汉秀靠着车门，绳子松松地搭在肩上。她听到远处码头传来卸货的号子声。
后座特务等得不耐烦，又拿起绳子：“要不先——”
“别动。”开车特务忽然低声喝止。
仓库侧门开了，一个穿长衫的男人快步进来，递给开车特务一张折好的纸条。开车特务展开扫了一眼，脸色变了变。
“计划有变。”他收起纸条，转向后座，“绳子收起来。人带走。”
“去哪儿？”
“别问。”
车子重新上路，这次开回了市区，停在一栋不起眼的小洋楼后院。两个特务将杨汉秀带进地下室，锁上门便离开了。
地下室有扇小窗，能看见外头的人脚。杨汉秀靠着墙坐下，手依然缩在袖子里。那截铅笔头硌着皮肤。
几小时后，门开了。进来的不是特务，而是一个系着围裙的老妈子，手里端着托盘，上面有一碗粥和两个馒头。
“姑娘，吃点吧。”老妈子放下托盘，叹了口气，“这造的什么孽。”
杨汉秀没动。老妈子凑近些，用极低的声音说：“夜里有人来带你走。窗栅栏最右边那根是活的。”
说完便转身出去了。
天黑后，果然有脚步声靠近。窗栅栏外有人轻叩三下。杨汉秀挪过去，摸索到最右边的铁条——轻轻一推，竟真能挪开。
她费力地从窗口钻出，外面是个瘦高的男人，伸手拉了她一把。
“别出声，跟我来。”
男人领着她穿过几条窄巷，来到江边一处趸船。船上等着个船工打扮的人，递给她一套粗布衣裤：“快换上，船马上开。”
“你们是谁？”杨汉秀问。
“你大伯的人。”瘦高男人简短地说，“他让你走。”
小船趁着夜色离岸，顺流而下。杨汉秀站在船头，回头望去，重庆的灯火在雾气中连成一片。
瘦高男人走到她身边，塞给她一个小布包。“里头有点盘缠，还有张路条。到了宜昌，有人接应你去武汉。”
“我大伯他……”杨汉秀接过布包。
“市长有市长的难处。”男人打断她，“走吧，别再回来。”
船行至巫峡时，天蒙蒙亮了。杨汉秀打开布包，除了钱和路条，还有一枚铜徽章——正是她缝在袖口的那枚斧头镰刀徽章。
徽章背面贴着一小片胶布，揭下来，底下刻着两个极小的字：保重。
她握紧徽章，望向船后渐远的江面。雾气笼罩的峡口仿佛一道门，正在她身后缓缓关上。
半个月后，杨汉秀抵达武汉联络点。交出徽章时，联络员仔细查看背面，然后抬头看她。
“这胶布底下原来有字吗？”
“没有。”杨汉秀说，“是我大伯的人还给我时，新贴上去的。”
联络员点点头，将徽章还给她。“留着吧。到新地方，用得上。”
数月后，杨汉秀在北方根据地的报纸上看到一则简短消息：重庆市长杨森于重庆解放前夕乘机离去。
她将报纸折好，取出那枚徽章放在窗台上。晨光里，斧头镰刀的刻痕清晰依旧，背面胶布撕掉后，那两个小字微微反光。
窗外传来军号声，新一天的操练开始了。她将徽章收回口袋，推门走向操场。那里已经站满了人，红旗在晨风中舒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