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和任弼时在贵州会师，中央只说："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贺任统一指挥。"可谁听谁的？头天贺龙就摔酒杯掀帘子走了！贺龙任弼时为何总吵架，却成了长征中的黄金搭档
 
一支部队里，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意见不一样，并不稀奇，真正难的是吵完以后还能不能把队伍带好。
 
贺龙和任弼时就是这样一对搭档。一个熟悉湘西山川，带兵有股硬劲，一个重视组织原则，做事讲规矩。两人合作多年，争论没少过，拍桌子也有过，可到了关键时刻，谁都没有把个人情绪带进大局。
 
1934年10月24日，贵州印江木黄镇，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
 
会师之后，两支部队统一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担任军团长，任弼时担任政委。职务定了，分工有了，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红军下一步往哪里走，双方很快产生分歧。
 
贺龙想回湘西北发展，他熟悉永顺、大庸、桑植一带，知道哪里山高林密，哪里有群众基础，也知道哪些地方适合打游击。他认为，部队可以在当地站住脚，打土豪、分田地，慢慢扩大力量。
 
任弼时考虑的却是中央红军的整体行动。他担心湘西位置偏远，无法及时策应中央红军，主张按照中央原有部署向湖南中部发展。
 
这场争论并不轻松。贺龙觉得，远在中央的指示，未必能完全了解湘西的山路和敌情。任弼时则认为，熟悉地方不能代替全局判断，红军也不能因为一时有利，就自行改变战略方向。
 
据说，争论最激烈时，贺龙摔了酒杯，掀开门帘就走了。这样的场面，放到普通单位里，恐怕早就留下隔阂了吧？
 
但红军打仗不是为了争一口气。后来，贺龙和任弼时联名向中央报告，说明进军湘西的理由。得到批准后，红二、六军团随即发起湘西攻势。
 
这一次，两人的长处开始真正接上了。
 
贺龙负责军事部署，把敌军引进十万坪谷地，布置伏兵。任弼时负责政治动员，让官兵明白这场战斗不只是一次局部交锋，还关系到红军能不能在湘鄂川黔站稳脚跟。
 
11月16日，国民党军两个旅约5000人追进谷地，正好进入红军布置的包围圈。战斗打响后，伏兵从多个方向出击，两个小时内，红军歼敌1000余人，俘敌旅参谋长以下2000余人，还缴获长短枪2200多支、轻机枪10挺和大量弹药。
 
战后，湘鄂川黔根据地迅速扩大到7个县，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红二、六军团在长江以南形成了一块重要根据地，也牵制了湖南、湖北一带的敌军。
 
这说明，军事判断和政治动员，哪一样都不能少。贺龙能把敌人引进来，任弼时能让部队在压力下保持统一，两个人的争论，最后变成了战场上的配合。
 
但合作顺利，不代表以后没有问题。
 
1936年1月，便水战斗中，红二、六军团原本计划伏击尾追的国民党军李觉第16师。战斗还没完全展开，红六军团一名战士误扣扳机，伏击战变成了遭遇战。
 
更麻烦的是，红六军团一侧枪声逐渐减弱，随后撤离，却没有及时通知红二军团。红二军团一度遭到敌军三面包围，只能边打边退，直到天黑才突围。
 
这回轮到任弼时在总结会上拍桌子了。他严厉批评相关指挥员，也主动承担决策责任。贺龙同样十分恼火，还留下了对萧克不满的评价。
 
问题在于，批评归批评，部队还得继续行动。两人没有让一次失误变成长期内耗，复盘之后，重新制定作战计划，该怎么并肩作战，仍然怎么并肩作战。
 
这类分歧，反而能说明他们的合作不是表面和气。真正的搭档，不是永远说一样的话，而是出了问题敢指出，承担责任后还能继续把事情办下去。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又遇到了更复杂的局面。
 
张国焘另立中央已经有一段时间，他试图拉拢贺龙和任弼时，还提出召开联席会议，想利用人数和会议程序压住不同意见。
 
任弼时没有跟着对方的节奏走。他抓住会议由谁主持、争论如何处理这些关键问题发问，直接守住组织原则。贺龙则采取更强硬的办法，他明确表示，真正的中央在陕北，不能把张国焘另立的机构当成党中央。
 
两个人的处理方式不一样，目标却很清楚。任弼时从纪律和组织关系上顶住压力，贺龙则用自己的威望和军事影响力稳住部队，甚至以要人要枪的方式主动施压。
 
如果只有任弼时讲原则，缺少贺龙这样的军事主官配合，局面会不会更复杂？如果只有贺龙凭威望硬扛，没有任弼时把组织边界讲清楚，队伍又能不能保持方向？
 
最后，张国焘同意北上。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到达甘肃一带并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进入新的阶段。
 
贺龙和任弼时的合作，不能简单概括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贺龙不是只凭脾气打仗，任弼时也不是只会照本宣科。一个把地方经验、战场直觉和部队威望用在军事上，一个把纪律、动员和大局意识放进决策里。
 
十万坪的胜利，让他们看到彼此长处。便水的失误，让他们知道分歧必须及时纠正。甘孜的较量，则检验了两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能不能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