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的一个晚上，褚时健在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的家里，接到专案组打来的电话，得知女儿自杀的噩耗，多年后褚时健亲口回忆这件事，说了一句话：“那天我实在控制不住情绪，哭了。”
 
那天晚上，他人在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家里，专案组来电，告知女儿褚映群在洛阳自杀。多年以后回忆这件事，褚时健只说了一句，那天实在控制不住情绪，哭了。
 
电话放下后，他站在原地，手还停在话筒上。
 
令狐安从里屋出来，发现他没有拿大衣。褚时健往门口走，连外套都顾不上，令狐安追上去替他披好。他说，映群没了，在洛阳，自杀了。
 
司机已经在楼下等着，车开出去一段，褚时健才开口，让司机去办公室。
 
他从抽屉里找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褚映群穿着红毛衣，笑得很开。那是她去年在昆明拍的照片，他看了一会儿，把照片扣在桌面上。
 
妻子马静芬打来电话，声音很平，告诉他，刚刚也接到了通知，女儿是在监室用床单自杀。她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只回答，明天。
 
这一夜，他坐在办公室里，一直等到天亮。
 
第二天上午，律师马军赶到时，烟灰缸里已经堆满烟头。褚时健站在窗前，转身后抓住律师的手，抓得很紧，只说了一句，姑娘死了。
 
说完，他的肩膀塌了下来，眼泪从手指缝里流出来。他反复念叨，是自己害了女儿，女儿曾劝他退休，他没有听。
 
律师等他情绪稍微平稳，问后事怎么安排。河南方面通知家属过去，褚时健擦了擦脸，说自己去，现在就走。
 
当天下午，他先飞到郑州，再赶往洛阳。办案人员把遗物交给他，一块手表，一支钢笔，还有一封只有两行字的遗书。陪同人员想看遗书内容，他摇了摇头，说那是家信。
 
这两个字，把公事和家事划开了。
 
遗体已经火化，他抱着骨灰盒坐车回昆明，一路没有松手。到家时已经是半夜，马静芬在客厅等着，没有大哭，也没有追问，只问了一句，放哪儿。
 
先放她房间。
 
女儿的房间还保持原样，桌上摊着英文词典，书签夹在中间。褚时健把骨灰盒放在床头柜上，站了一会儿。马静芬站在门口劝他睡觉，两个人对视一眼，各自回了房间。
 
三天后，追悼会只来了最亲近的人。褚时健穿着黑西装站在前面，别人过来握手，他只是点头。马静芬一直扶着女儿的相框，手指用力到发白。
 
真正让人意外的，是追悼会结束后，秘书问了一句，第二天董事会还开不开。
 
开。
 
第二天，褚时健准时走进会议室，还是那身黑西装。报告照常听，决策照常做，会议按原计划结束。有人走过来劝他节哀，他拍拍对方肩膀，没有多说。
 
这算坚强吗？也许不完全是。
 
 
接下来的几个月，集团仍在接受审计，调查也没有停。褚时健配合所有工作要求，只在审计组长问到女儿时抬起头，说工作上的事全力配合，家事不谈。
 
这不是回避所有问题，而是他清楚，哪些内容可以公开处理，哪些内容只属于家人。
 
1996年春天，调查范围继续扩大，他被限制离开昆明。白天，他仍然去办公室，批文件，见客户，接待来访者。有人聊到家庭，他笑了笑，没有接话。
 
晚上回到家，他有时会去女儿房间坐一会儿。马静芬曾看见，他的手放在骨灰盒上，手指轻轻敲着，动作像是在哄一个熟睡的孩子。她没有打扰，只把门慢慢关上。
 
到了八月，调查组正式对褚时健立案。办案人员宣布决定后，他听完，签了字。对方问还有没有要说的，他回答，没有，按程序办。
 
走出办公楼时，天阴着，司机在门口等他，他却摆摆手，独自沿街走了两站路，在报刊亭买了一包烟。
 
老板认出了他，多看了两眼。这个曾经频繁出现在电视上的企业负责人，此刻只是一个拎着烟、低头走路的中年男人。路过幼儿园时，他站在栏杆外看孩子们做游戏，直到烟烧到手指，才回过神来。
 
回到家时，马静芬正在收拾行李。家里可能要搬到小一点的房子，她说，你看着办，他回答。
 
他走进书房，打开抽屉，里面放着褚映群多年写来的信。最旧的一封，是她上大学时写的，内容很简单，提醒父亲少抽烟，记得吃早饭。
 
这封信和当晚那张红毛衣照片一样，都是生活留下的细节。没有豪言壮语，却比任何评价都更接近一个家庭真实的样子。
 
褚时健把信按在胸口，弯下腰。门外传来纸箱拖过地板的声音，家里正在一点点收拾，过去的生活也在一点点被装进箱子。
 
过了很久，他把信折好，放回抽屉，锁门时，钥匙转了两次。
 
后来，褚时健的人生并没有停在那段低谷里。离开原有事业后，他又投身种植业，在哀牢山一带种橙子，晚年被很多人称为橙王。这个变化说明，重新开始并不等于忘记过去，更多时候，是一个人带着无法消失的伤口，继续寻找能让自己活下去的事情。
 
但对褚映群的离去，褚时健始终没有用事业成就去覆盖。董事会可以照常召开，文件可以继续批，生活也可以重新安排，父亲失去女儿的那一刻，却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被轻易处理掉。
 
这些动作看起来平常，却构成了他们面对命运的全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