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蒋介石一脚踢向妻子，瞬时，毛福梅捂着肚子倒下了，哀泣不止。蒋母王采玉怒不可遏，冲上前责骂儿子：“你是要打死她吗？”急急忙忙请来郎中，可终究没能保住腹中胎儿。
郎中留下几包药，嘱咐静养。蒋介石被母亲喝令在祠堂跪了一夜，次日清早便不见人影。毛福梅躺了半个月才能勉强起身，她扶着门框看向院子时，目光落在老槐树下那个空石墩上，半晌没动。
王采玉端来鸡汤，轻声劝她想开些。毛福梅接过碗，汤面浮着层薄油，映出她瘦削的脸。“娘，”她忽然开口，声音哑得像磨砂，“他还会回来吗？”王采玉别过脸去，只拍了拍她的手背。
蒋介石这一走就是大半年。年底捎回信，说进了保定陆军学堂，信末附了张照片，一身崭新制服，眉宇间尽是意气。毛福梅不识字，仍将照片收在枕下，夜里有时摸出来，指尖划过冰凉的相纸。
宣统元年春，蒋介石回乡探亲。他带回来几本洋装书，说话间夹杂着“革命”“共和”之类新词。毛福梅在厨房擀面条，听见堂屋里传来的笑声——是王采玉被儿子逗笑了，那笑声陌生又刺耳。
夜里，蒋介石睡在书房。毛福梅端热水去时，见他正伏案写什么，见她进来，随手用书盖住纸张。“放那儿吧。”他没抬头。她把铜盆搁在凳上，转身时瞥见盖住的书名——《革命军》。
次日晨起，蒋介石提出要带母亲去宁波小住。王采玉犹豫着看向儿媳。“我不去，”毛福梅正在扫院子，竹帚划过青石板，“家里离不开人。”蒋介石没再劝，三日后便携母亲登船。
毛福梅真正清静下来。她每日依旧洒扫炊爨，闲时坐在槐树下做针线。村里婆姨偶尔串门，说起别家丈夫在外头娶了小的，她只低头纳鞋底，针脚又密又齐。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溪口时，蒋介石已随陈其美在上海起事。王采玉被接去同住，来信让毛福梅也过去。她回信说婆婆安康便好，自己要看顾祖屋。那封信她请账房代笔，写完后盯着“祖屋”二字看了很久。
民国成立那年冬天特别冷。毛福梅染了风寒，独自躺了三日才撑起来熬粥。灶膛火光照着她凹陷的脸颊，她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流产的午后，红糖水在粗布被面上洇开的样子。
蒋介石再回来已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神色疲惫，身后跟着个穿学生装的年轻女子。王采玉拉过毛福梅的手，低声说：“那是姚氏，在上海照顾他起居的。”毛福梅“哦”了一声，转身去沏茶。
那晚蒋介石没进她房门。她在灯下补一件他的旧衫，补着补着，针扎了指头，血珠冒出来，她含在嘴里吮，尝到铁锈味。
1916年，陈洁如出现在蒋家。毛福梅正在后院晾衣裳，看见婆婆领着个短发女学生走过月洞门。王采玉晚年多病，拉着两个女人的手说：“都是蒋家人，要和气。”毛福梅低头应了，陈洁如却扭头看向别处。
蒋介石长居广州、上海，溪口老宅彻底成了毛福梅一个人的天地。她将庭院收拾得一丝不乱，春天在槐树下种凤仙花，秋天腌整整一缸雪里蕻。长工阿福儿子娶亲时，她封了厚厚红包，新娘子敬茶喊“婶娘”，她应得响亮。
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订婚的消息登报。堂叔公拄拐来找她：“现在去闹，还能争个名分。”毛福梅正在拣豆子，把坏豆一粒粒挑出来。“争什么呀，”她笑笑，“他早就不是溪口蒋瑞元了。”
王采玉过世后，蒋介石回乡办丧事。灵堂里，他对着母亲棺椁长跪不起。毛福梅一身孝服站在角落，看他鬓角已有白发。出殡那日，两人一前一后走着，隔着十步距离，始终没说一句话。
1936年西安事变消息传来时，毛福梅正犯腿疾。她撑着到武山庙烧香，住持说蒋总司令吉人天相。她捐了笔香油钱，回来路上遇见阿福孙子，孩子嚷着“蒋委员长被抓了”，被她轻声喝止：“别胡说。”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将蒋经国派回溪口。儿子跪在她面前喊“娘”时，毛福梅愣了许久才伸手去扶。那夜她翻箱找出那件藕色褂子，试了试，肩膀处已宽得挂不住。她没脱，就那样坐在灯下，直到东方发白。
1939年腊月，日军飞机轰炸奉化。毛福梅不肯去重庆，只说：“我守了一辈子祖屋，最后一步不能退。”蒋经国再三恳求，她才同意暂避县城。
十二月十二日，她回丰镐房取祖宗牌位。刚踏进院门，敌机突然折返。爆炸声响起时，她正抱着牌位往后院跑，老槐树的枝叶在气浪中剧烈摇晃。
废墟被扒开已是三日后。人们发现她蜷在祠堂墙角，牌位护在怀里，毫发无损。她脸上很平静，嘴角甚至留着丝笑意，仿佛终于卸下什么重担。
葬仪按她生前嘱咐从简。棺木入土时，蒋经国扑在坟前痛哭失声。来年春，坟茔东侧果然冒出那片淡紫色野花，风一吹，像无数小小的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