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曾国藩两江总督，浑身是牛皮癣，天下名医排着队给他看牛皮癣，最后也没看好。其实那时候没有激素，没有抗癌药，没有生物针，没有免疫抑制剂，没有照光，最多也就是用一些寒凉中药压制。
曾国藩把刚送来的药碗推到一边。褐色的汤药在碗沿留下一圈印子，和他官服肩膀上的皮屑印子一样扎眼。这已经是本月换的第三个大夫了。他撩起袖子，小臂上一片暗红硬壳，边缘翘起，痒意像虫子似的从骨头缝里往外钻。
门被轻轻推开，贴身老仆周福进来，手里没端新药，却捧着一小包用油纸裹着的东西。“老爷，城东米铺的刘掌柜托人送来这个，说是他家老母亲用的土方子。”曾国藩瞥了一眼，油纸里是些灰褐色的粗粉，混着几片干草叶。“胡闹。米铺掌柜也荐医？”他语气不耐，手指却无意识地抠着胳膊上最厚的那块硬壳，抠下一小片，底下渗出血丝。
周福没走，低声说：“刘掌柜说，他母亲当年癣疾更重，全身溃流黄水，后来是一个走村串乡的剃头匠给治不用内服，就靠这个。”
“剃头匠？”曾国藩收回手，血珠在袖口蹭出一道暗痕。他忽然想起早年剿匪时，军中也有个老卒长一身癞疮，后来是伙夫用灶膛里的陈年艾草灰拌着猪油，每日涂抹，竟也好了大半。那时只觉得粗鄙，未曾深想。
他让周福把油纸包留下。夜里，书房只剩他一人。他解开油纸，用手指捻起一点粉末，凑近灯下看，又放到鼻尖闻了闻，一股焦苦混杂着泥土的气味。窗外更夫敲过三更，他背上那片癣痒得如同针扎。他终究是撕下一小条宣纸，舀了点粉末，又唤人取来一小碟清水。
粉末调入水中，成了糊状。曾国藩卷起裤腿，膝弯处一大片癣正红肿着。他用毛笔蘸了那糊，迟疑片刻，涂了上去。一阵清凉刺痛瞬间盖过了痒，他不由得吸了口气。
连续三日，他只在夜深人静时自己涂抹。红肿似乎消下去一些，痒也没那么彻夜不休了。第四日午后，他叫来周福，吩咐去请米铺刘掌柜，但不说缘由，只问些粮价漕运的事。闲聊半晌，临了才似不经意地问起那剃头匠。
刘掌柜说，剃头匠早不在了，但这方子留下，就是艾草灰、松花粉、还有烧过的蚕砂，三样等分，用隔年的陈茶调敷。“那剃头匠说过一句话，”刘掌柜回忆道，“他说癣不是火，是潮气捂烂了皮。光泼凉水压火不行，得把湿气拔出来。”
曾国藩听完，挥手让刘掌柜退下。他独自走到庭院，春日头正暖，他解开领扣，让阳光晒在脖颈那片癣上。暖意渗进去，竟是说不出的舒坦，比喝任何凉药都受用。
他不再请名医入府。公文之余，他照着那土方，自己配药。又吩咐下人在院中架起竹席，每日午后晒上两刻钟。幕僚们面面相觑，不知总督为何突然如此“养生”。只有周福注意到，老爷换下来的寝衣上，那片片白屑日渐少了。
一日，江宁知府来访，禀报完公事，眼神瞟过曾国藩搁在案上的手——那手背上曾覆满硬壳，如今虽还有红印，却已平整。知府忍不住道：“制台大人气色大好，可是寻得了良医？”曾国藩微微一笑，摊开手掌看了看：“良医？或许吧。只是此医不在外面，在这儿。”他用另一只手点了点自己的胸口，“顺其自然，有时强过百般用药。”
此后，曾国藩身上癣迹虽未尽消，但不再蔓延，亦不再剧痒难忍。他不再纠结于根治，反觉与这顽疾共处，如同与身上一块旧疤、心中一段往事共存。他偶尔还会想起那些排队入府的名医，想起他们高谈的“医理”，最终只是摇摇头，继续批他的折子。
那年夏末，曾国藩奉命北上。行李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布包，里面是几包配好的药粉。船过徐州，夜泊岸边，他解开衣裳，借着舱灯给自己涂药。同船的幕僚看见，欲言又止。曾国藩却坦然道：“人都说久病成医，我这是久病知命。命里有这一劫，渡过去，靠的不是仙方，是自个儿认了，又没全认的那点劲儿。”
江风穿过船舱，带着水汽。曾国藩涂完药，望着窗外漆黑的江面，忽然觉得，身上那点痒，似乎也和这江水一样，成了流淌的一部分，不必祛除，只需知晓它的流向。他扣好衣裳，灯火摇曳中，继续伏案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