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杨威被日伪军逮捕，敌人撕开她衣服威胁道："你不招，我就来狠的了！"谁料，杨威大喊："中华民族万岁！"敌人狂怒扑向她，拳头和靴子雨点般砸下来。她蜷起身子，护住头脸，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却没再出声。

打累了，伪队长喘着粗气蹲下来，揪住她头发：“再给你一晚上。明早还不说，就别怪我们用更‘方便’的法子。”他们把她拖回牢房，扔在潮湿的稻草上。

半夜，门吱呀一声开了。丁起国溜进来，手里捏着两个馒头。他蹲在杨威旁边，声音压得很低：“欧阳小姐……何苦呢？说了吧，说了就能活命。”杨威睁开眼，看着他。丁起国被她看得发毛，别过脸去。“你是襄阳人，”杨威嗓子哑了，“你娘还在村里吧。”丁起国手一抖。杨威不再说话，闭上了眼睛。丁起国蹲了一会儿，把馒头放在地上，悄没声地出去了。

第二天清早，来了两个日本兵。他们没再审问，直接把她架起来往外拖。杨威知道时候到了。经过院子时，她看见丁起国缩在墙角往这边瞟，碰上她的目光，立刻把头埋进膝盖里。

荒坡上风很大。伪队长最后问：“有没有话讲？”杨威站直了些，理了理破碎的衣领。她看向远处村庄升起的炊烟，说了三个字：“动手吧。”

枪没响。一个日本军官骑马赶来，用生硬的中国话喊：“等等！带回城，宪兵队要审。”

回到据点，她被关进一间稍干净的屋子，还给了碗粥。伪队长脸色难看，在门口踱步。下午，她被蒙上眼睛，塞进一辆卡车。颠簸了很久，车停了。她被带进一个地方，能闻到消毒水的气味。

眼罩被取下，她发现自己在一间诊疗室。一个穿白大褂、戴眼镜的中国男人站在她面前，手里拿着听诊器。旁边日本军官说：“李医生，给她检查。治好伤。”

李医生动作很轻，清洗伤口时，低声快速说：“他们在找一张名单。大角村被捕的老赵，撑不住，说你藏了东西。但他们不知道在哪。”他顿了顿，“我是自己人。你什么都别说，我想办法。”

杨威看着他。李医生眼神平静，拧开药水瓶：“发炎了，会发烧。”

夜里她果然烧起来。迷糊中，感觉有人往她手里塞了样东西，冰凉的，很小。她握紧了，凭触感知道是片剃须刀片。

第三天，日本军官亲自来，摆出和蔼的样子：“杨女士，你是知识分子，我们尊重。只要你交出名单，可以送你去日本留学，或者安排体面工作。”他拿出纸笔，“写下来，一切就结束了。”

杨威拿起笔。军官眼里闪过喜色。她却慢慢写下：“驱逐日寇，还我河山。”写完了，把笔放下。

军官笑容僵住，抬手给了她一耳光。血从她嘴角流下来。他抓起纸撕得粉碎，对卫兵吼道：“关起来！不给水！”

又过了两天，李医生来换药，趁卫兵转身倒水，嘴型无声地说：“他们没证据，可能转移你去武汉。路上有机会。”他塞了一小卷钞票在她绷带里，“万一。”

但转移没成行。那天半夜，据点突然枪声大作。李医生冲进牢房，一把拉起她：“快走！游击队打过来了！”外面火光冲天，人影杂乱。他拉着她往后院跑，墙根有个狗洞。“钻出去，往东跑，河边有船！”

她钻出去，李医生却没跟来。回头从洞眼看见他转身朝前院枪声最密的地方跑去了。她咬咬牙，爬起来往东奔。天快亮时找到那条小船，船夫是个老头，看她样子，什么都没问，撑船就走。

船行到芦苇荡深处，老头才开口：“李医生交代的。送你去对岸，有人接。”他看看她，“你伤得不轻。”

对岸的同志接到她，带她进了山。养伤的日子里，她得知那晚游击队是得到内线情报突袭据点，李医生在混战中牺牲了。丁起国被游击队抓住，经公审后处决。

名单呢？其实根本没有纸质名单。所有联络点和人员，都记在她脑子里。伤好后，组织安排她去了新的地区，继续工作。她改了另一个名字，依然在日占区活动，直到抗战胜利。

很多年后，有人在一份解密档案里看到1941年日军的一份报告，上面写着：“襄阳地区女性共党分子杨威，于转移途中被游击队劫走，下落不明。其掌握之情报网未能破获。”

她一直活到九十年代，去世时很安静。墓碑上刻的是她最后的化名，只有家人知道，这个老太太就是当年那个在审讯室里喊“中华民族万岁”的姑娘。

而那句呐喊，和她一样，活在了时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