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当选作协主席后，去省里开会，一位大官傲慢地问：“小陈啊，怎么写完《白鹿原》就不写了？一定要深入群众才能有好的创作嘛！”陈忠实没好气地回答道：“你懂个锤子！”
 
1986年，陈忠实已经是西安灞桥区的副区委书记，工作稳定，身份也不低。可他心里清楚，文学不是兴趣，而是自己真正想过一辈子的生活。
 
他和妻子商量，决定辞去职务，回西蒋村老屋写一部长篇小说。妻子有担心，却还是支持了他。临走前，陈忠实放下话，这次要是写不成，就不当作家了，回村里养鸡。
 
这句话听着像玩笑，其实分量很重。一个人放弃城里的工作，回到破旧老屋，从头开始写一部没人知道能不能成功的长篇，靠的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把退路都想清楚了。
 
那间老屋在白鹿原北坡根下，院子里长满荒草，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张旧书桌。陈忠实就在一张小圆桌前趴了四年。
 
夏天热得受不了，他光着膀子写，脚边放一盆凉水降温。冬天屋里寒气往骨头里钻，他裹着厚棉袄，手冻僵了就搓一搓，接着写。五十万字，不是几个月赶出来的，而是一天天磨出来的。
 
真正的准备，还要从更早说起。
 
写作之前，他花了两年时间搜集资料，蹚过冰冷的灞河，到蓝田县查地方文献，又翻长安、蓝田、咸宁三地县志。他还跑到周边十几个村子，找老人聊天，听他们讲家族、土地、婚姻和旧社会的生活。
 
这和坐在会议室里谈几句群众生活，完全不是一回事。陈忠实不是临时去农村看一眼，而是把自己放进那片土地里，慢慢听，慢慢记，慢慢消化。
 
有一次，他翻到《蓝田县志》里的贞妇烈女卷，看到许多女性被礼教压住一生的命运，田小娥这个人物就在这样的阅读中逐渐有了轮廓。那些材料后来装满了一整箱，成了小说人物和故事的底子。
 
这才是文学里的深入生活，费时间，也费心力，更费一个人的身体。
 
那几年，妻子带着孩子住在城里，隔一段时间就给他送擀好的面条、蒸好的馍和炒好的肉酱。每次看见丈夫眼睛熬得通红，身体一天天消瘦，她都忍不住掉泪。
 
陈忠实却总是安慰她，等这次送来的馍馍吃完，书大概就写完了。
 
1991年农历腊月，妻子最后一次去送补给，担心小说发表不了，问他以后怎么办。陈忠实回答得很干脆，发表不了就养鸡。
 
1992年1月，稿子终于写完。
 
那天下午四点，太阳还没有落山，他放下笔，走到河边抽烟，又点燃了一把荒草。夜风吹过，草叶哗哗作响，他才感到那股压了多年的劲，终于松开了。
 
稿子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两位编辑在火车上看完全文，打电话回出版社，只说了四个字，开天辟地。
 
可书成功之后，陈忠实却没有马上再写出下一部长篇。有人开始议论，说他是不是江郎才尽了。后来，他当选作协主席，去省里开会，一位官员当面问他，小陈，怎么写完《白鹿原》就不写了，要深入群众才能有好作品嘛。
 
陈忠实听完，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懂个锤子。
 
这句话粗，可它并不只是顶撞。那一刻，他可能是真的被戳中了痛处。
 
对方看到的，是一个作家写完名作后长时间没有新长篇。陈忠实自己知道的，却是四年独居老屋，几十万字反复推敲，身体和精神一起被掏空。问题在于，外人往往只计算作品数量，却很少计算一个作家创作时消耗掉的东西。
 
写《白鹿原》时，他像是在挖一口深井。井越挖越深，最后终于见到水，可挖井的人也已经精疲力尽。作品出来了，作者却未必还能立刻回到原来的状态。
 
这并不是陈忠实一个人的困境。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同样把大量时间和精力压在一部长篇上，作品完成后，身体状况也受到影响。长篇小说不是一篇文章放大几倍，它需要人物、时代、地方经验长期沉淀，作者还要不断调动记忆和情绪，这个过程很难靠催促完成。
 
当然，成功作家也有人能持续写作，甚至不断转换题材。有人写完一部长篇后很快推出新作品，有人则要停很久，甚至再也没有完成同样体量的小说。写作节奏本来就不一样，不能只用产量判断一个人的创作能力。
 
那位官员或许不清楚，陈忠实从小在西安灞桥一带长大，后来又在文化馆工作，长期接触农民和乡村生活。他为了《白鹿原》查县志、访老人、跑村落，这些经历并不是临时补课。
 
所以，真正关键的不是作家有没有参加几次座谈，也不是有没有和群众握手聊天，而是他有没有真正进入生活，愿不愿意把听到的、看到的和自己的人生经验混在一起，再一点点写出来。
 
陈忠实后来没有继续用长篇证明自己，不代表他没有东西可写。很可能是那部作品已经耗去了太多心力，他需要时间重新和现实生活接上。
 
读者记住了白嘉轩、鹿子霖、田小娥，也记住了白鹿原上的土地和人情。可在这些人物背后，还有一个长期坐在旧书桌前的作家，夏天忍着酷热，冬天对抗寒冷，把自己知道的乡土世界写成了五十万字。
 
一部《白鹿原》，足够让人记住陈忠实一生的文学分量。至于他后来为什么写得少，也许答案并不复杂，他已经把能写的那口井，挖到了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