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少将阮德辉回忆说：当年中国军队能够安全撤回国内，不是越南军人胆小不敢追击，而是黎笋下达了限制主力出击的命令。1979 年 3 月，中国军队开始有序撤退。数十万大军，携带着缴获的武器装备，行军队伍绵延很长 —— 按照常规军事理论，这看似是发起追击的窗口期。

阮德辉在回忆录中记载，河内高层紧急开会，会后向北部前线下达指令：**禁止主力部队大规模追击**。

黎笋连夜召集政治局和军方核心人员召开闭门会议，通宵权衡之后做出决定：全军主力原地驻防，不得组织主力部队追击撤退的解放军。

参会将领当场激烈争论，多名前线指挥官提议趁解放军后撤发起追击，认为撤退队伍战线拉长，侧翼存在空档，是反击的机会。

黎笋否决了追击方案，命令签发下去，违令者将按军法处置，仅允许民兵和特工小队实施零星骚扰，主力部队不得主动发起大规模进攻。

阮德辉晚年写道，当时越南早已无力发起大规模决战，虽然还有军队编制，但没有足够力量，去对抗保持完整作战能力的解放军。

这才是关键。越军不是没有追击的想法，而是缺少实施大规模追击的本钱。1978 年底，越南投入二十多万主力、18 个步兵师陷在柬埔寨战场。

越北边境只剩下第 3 师、345 师、346 师、316A 师等部队，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有限。越军精锐主力深陷柬埔寨，北部边境多为二线守备部队。

谅山一战，**按越南方面公布的统计**，号称金星师的越军第 3 师一万两千人，阵亡 792 人，负伤 1008 人，部队遭受重创；协防的 337 师阵亡 650 人，338 师阵亡 260 人。

越北防线的主力，在 28 天的作战中遭到沉重打击。

黎笋手上能调动的兵力，不足以组织主力追击这支有序后撤的大军。

苏联的支持也存在明显局限。1978 年 11 月签署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第五条写明，一方遭受威胁时，双方立即协商，采取有效措施。关键点在于 “协商”，条约没有承诺苏联必须直接出兵参战。

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发表外交声明，派遣舰艇到南海活动，空运军需物资，同时在中苏边境进行军事演习，但是始终没有派出地面部队直接参战。后世研究认为，苏联向越南传递信号：若越南主动追击，造成冲突再度升级，苏联不会依据条约直接出兵参战。

黎笋在河内指挥部反复研判战场态势，最终认清现实：苏联是外交与物资层面的盟友，不会直接派兵替越南作战。

中国方面的撤军准备充分。撤军令下达后，各部队边回撤边清剿残敌，步炮协同交替掩护。远程火炮提前标定阵地，随时可以打击来犯之敌，后撤沿途道路布设地雷，工兵两昼夜埋设大量跳雷、破片雷。

越军一旦大规模追击，就会落入预设的火力打击圈。

阮德辉在回忆录中承认：解放军撤军纪律严明、阵型完整，战斗力与士气保持完好；越军长期连续作战，补给困难，士气低迷。

这段话道出了核心：不是黎笋一纸命令阻止了追击，而是越南本身不具备主力追击的实力。主力困于柬埔寨，北线部队大量受损，苏联不会直接出兵，同时解放军撤退部署严密。

这道限制主力追击的指令，是多重现实压力下的艰难选择，既有保存有生力量的考量，也有维护国内舆论的政治因素。即便前线将领强烈请战，在当时的兵力条件下，大规模追击的风险极高。

越南民间流传多年 “越军怯战” 的说法，阮德辉出来澄清，士兵并非胆小，只是高层没有可供大规模追击的足够兵力。

黎笋的命令，是战场现实约束下的决策。越南将主力投入柬埔寨扩张，北部门户空虚，将国家安全寄托在苏越条约之上，最终只能看着中国军队有序撤回国境。

这道命令的本质，不在于 “追或不追”，而在于越南高层反复推演之后，明白没有能力打赢一场主力追击作战。

阮德辉到晚年，仍在复盘当年河内高层的抉择。但无论如何复盘，都无法改变史实：1979 年 3 月，中国军队带着缴获装备，有序、完整地撤回祖国国境线。

参考信息：李可，郝生章. (1989). 战争与外交。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