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女子看到大伯老无所依，一个人孤苦伶仃实在可怜，她便主动承担起照顾大伯的责任。大伯感念女子的孝心，签下遗赠扶养协议，约定女子负责他的吃喝住行及生老死葬，并将他名下的遗产赠与女子。可谁知，女子不负嘱托，尽心尽力为大伯养老送终后，几个姑姑却阻碍女子完成房产过户，女子只能把父亲和姑姑们告上法庭。

2025年12月，这起纠纷进入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审理。边女士起诉的四个人，正是边先生的法定继承人。

表面看是亲属之间争一套房，法院真正要查清的是，2017年那份遗赠扶养协议是不是边先生真实意思，边女士这些年有没有把养老送终责任做到位。

法院随后进村走访。边先生生前住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杜街道边方村，一生未婚，也没有子女。2017年12月20日，边先生和侄女边女士在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见证下签了协议，双方签字，见证人签名，村委会盖章。边女士的父亲当时在场，边先生的三位姐妹后来也知道此事。

协议签完后的五年里，边女士照料边先生起居，陪着看病，承担相关费用，边先生去世后又办理丧葬。

2022年12月边先生病逝，边女士办理房屋过户时遇到产权确认问题，只能走司法程序。亲属对成为被告十分抵触，协商一直没有结果，边女士于2025年5月提起诉讼。

类似争议并非孤例。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公布的第二批继承纠纷典型案例中，有一起蔡某与庞小某之间的遗赠扶养协议纠纷。

戴某与蔡某2017年离婚，2019年以后戴某患多种疾病并长期卧床，后来与蔡某签订协议，约定由蔡某负责生活照料、医疗费用和丧葬事务，戴某去世后把名下房屋交给蔡某。

蔡某持续照顾并办理后事。戴某去世后，儿子庞小某主张按法定继承分房。法院审查协议和履行情况后，认定蔡某有权依约取得房屋。

这类案件中，法律看的并不只是亲属远近。《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允许自然人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订立遗赠扶养协议。

受遗赠人想取得遗产，不能只靠一句承诺，还要实际承担生养死葬义务。边女士案中的村干部见证、长期照护、陪医和丧葬办理，正是法院核实履约的重要事实。

2026年5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其中黄某娟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与边女士经历更接近。

黄某松没有子女，配偶和父母均先于黄某松去世。2013年，黄某松与侄女黄某娟订立遗赠扶养协议，约定房产留给黄某娟，由黄某娟负责生活照料和身后事务。

后来黄某松又在居委会工作人员见证下留下遗嘱，2016年居委会确认黄某娟担任监护人。2019年黄某松去世，丧葬由黄某娟操办，居委会也证明黄某松生活起居长期由黄某娟照顾。

遗产处理发生争议后，黄某娟申请担任遗产管理人。法院综合遗赠扶养协议、遗嘱、监护情况和实际扶养事实，最终指定黄某娟为遗产管理人。

这个案例说明，老人提前作出的养老和财产安排，只要意思真实、符合法律要求，扶养人又完成约定义务，相关权利可以依法得到保护。

回到边女士案件，几个姑姑有法定继承资格，并不意味着能够排除边先生生前作出的有效安排。法院最终确认边女士已经完成照料、医疗和安葬责任。2026年1月9日，一审判决涉案房屋归边女士所有。

从2017年签约，到2022年送别老人，再到2025年起诉、2026年判决，这起纠纷把遗赠扶养协议从签字、履行到司法确认的全过程都摆在了公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