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信看完后，主席把纸搁在桌上，没立刻发话。旁边站着的工作人员等了一会儿，试探着问要不要先给安徽那边发个电报。主席摇了摇头，说先不急，然后拿起桌上的铅笔，在信封背面写了三个字：派人去。他接着又补了一句：不要兴师动众，去了先看人怎么样。

被派去的人姓周，在后勤上干了多年，办事稳当。他带着一封盖了公章的介绍信和一点现款，先坐火车到蚌埠，再换骡车往合肥赶。路上他盘算过，这事不算复杂——找到老太太，安排好吃住，再留点钱，就算交差了。可他到合肥的第二天就发现，事情不是跑一趟腿那么简单。

当时合肥周边好几个县正在搞清查，旧地主和国民党军属都得登记造册。卫家老太太所在的村子虽然偏僻，但工作组也进去了。姓周的一到村口，就被一个扛着红缨枪的民兵拦住了，问他找谁。他说找卫家老太太，民兵脸色一变，说你是她什么人？姓周掏出介绍信，民兵不识字，拿着信跑到村公所找文书去了。

文书看过信，眉头皱得很紧。他把姓周的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你要找的这个人，前天晚上已经被她侄儿接走了。村里开会说要查她家的田，她侄儿听见风声，连夜把人背走的。现在去了哪儿，谁也不肯说。姓周问，她一个老太太能跑多远？文书摇头，说村子后面就是山，随便找个沟沟坎坎一藏，你翻三天都翻不着。

姓周在村里挨家挨户问了半天，没人敢搭腔。有人看见他就把门关了，有人隔着院子喊一句“不知道”就再不吭声。他在村公所坐到天黑，只等来一个老头，蹲在门口抽旱烟，抽完一袋才慢悠悠说了一句：你要真想找，就往东边山坳里找，别声张，也别穿公家的衣裳。

第二天一早，姓周换了一身旧蓝布褂子，往东边山坳走了十几里。晌午时候，在一户破败的土墙院里，他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坐在门槛上择野菜。老人头发全白了，腰弯得很低，手里的动作很慢。姓周站在篱笆外面喊了一声，老太太抬起头，眼睛里全是防备。

姓周没有提自己是谁派来的，只说从北京来，替一个朋友带句话。老太太问什么朋友，他说姓卫。老太太手里的野菜掉了两根在地上，她盯着姓周看了半天，然后慢慢站起来，说：他那边还好吗？姓周点头，说好。老太太又问：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姓周没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兜里掏出一小包红糖，搁在篱笆桩子上。说这不是公家的东西，是替你儿子带给你的，你收着。

老太太没接红糖，但她让姓周进了屋。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口水缸，墙角堆着几捆干柴。她倒了一碗凉水递过来，说家里没什么能招待的，水是干净的。姓周喝了那碗水，告诉老太太，过两天会有人来给她换个住处，南边村里有间空房，靠着大路，买东西方便。老太太听了，没点头也没摇头，只说了一句：我哪儿也不去，我走了他回来找不到我。

姓周没法，只好先回合肥，把情况用电报报回北京。两天后回电来了，很短：就地安置，不挪村，保障生活，不再让她受惊吓。姓周拿着电文再进山坳，这回他带去了两袋面粉、一罐猪油、一床新棉被。他对老太太说，你儿子说了，让你哪儿也别挪，就在这儿住着，以后每月都有人送东西来。

老太太这回才信了。她把棉被放在床上摸了摸，又打开面粉袋子看了一眼，然后把姓周拉到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下，说这棵树上的枣子熟了，你走的时候摘一些带回去，给那边的人尝尝。姓周摘了一兜子青枣，临走时老太太站在门口，一直看着他走出山坳。

几个月后，消息辗转传到香港。卫立煌从一个到港的商人那里听说了全部经过——母亲被连夜背进山坳、那碗凉水、两袋面粉和那句“我走了他找不到我”。商人说完就走了，卫立煌一个人留在客厅里，手上捏着一枚棋子，半天没落下去。后来他把棋子放回棋盘，跟屋里的人说，帮我把去台湾的船票退了吧。

1955年卫立煌回到广州，他落脚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接受采访，也不是去见故旧，而是跑到邮局，给安徽那个山坳里的村子汇了一笔钱，附言栏里写了四个字：还面粉钱。

那年冬天他回村，母亲正坐在门槛上择菜，跟前搁着一只搪瓷盆。老太太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他一眼，没哭也没站起来，只说了一句：你今年回来晚了，枣子早落完了。卫立煌蹲下去，把她手里那把菜接过来，搁进盆里，说，没事，明年我再回来摘。老太太伸手把他衣领上沾的一片碎叶子拈掉，拍了拍他肩膀，没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