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就是个典型的修正主义分子，是隐藏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权中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一点已经被世界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时期的实践所证明。

1956年初，莫斯科郊外一处新启用的高级干部疗养院内，一场内部读书会的气氛降到了冰点。主讲人、一位刚从大学调来的马列理论教员，合上了讲义，望向台下坐在第一排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后者正用小指挖着耳朵，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讥诮。

“同志们，”赫鲁晓夫抬起手，打断了教员试图继续引述经典著作的努力，“我们坐在这里，不是来听这些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教条的。”他站起身，踱到窗前，背对着众人，“实践，同志们，活生生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东边的集体农庄，今年的粮食产量又没达标，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真理’。”

会场一片沉寂。教员脸色发白，手里攥着的粉笔“啪”地断成两截。坐在后排的几位来自重工业部门的中年干部交换了一下眼神，其中一人轻轻摇了摇头。他们是“斯大林时代的人”，习惯了报告里精确到小数点后的生产数字和铁一般的纪律。眼前这位新任第一书记的做派，让他们感到陌生，甚至不安。

两个月后，一份关于农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草案，摆在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案头。草案的核心，是放松中央对集体农庄的指令性计划，并允许农民保留一部分“自留地”的产品在自由市场出售。草案的起草人，正是赫鲁晓夫亲自提拔的农业专家小组。

讨论会异常激烈。一位老资格的委员拍着桌子：“这是动摇集体农庄的根基！是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投降！”

赫鲁晓夫没有拍桌子，他只是用手指关节敲了敲那份草案，声音不高，却压过了争吵：“那请你告诉我，尊敬的同志，不动摇这个‘根基’，我们怎么养活正在建设新工厂、新城市的工人阶级？靠口号吗？”他环视一周，“还是靠我们从加拿大和美国购买粮食？让全世界看社会主义的笑话？”

反对的声音没有被完全压服，但改革的轮子开始转动。最先试点的几个州，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集市上农产品种类多了，价格有了浮动，一些农庄主席的脸上有了笑容，上报的“超额完成计划”的喜报也多了起来。但在另一些地方，集体农庄的机器站被解散，技术员流失，大型农机闲置生锈。原先统一调配的种子和化肥，现在需要农庄自己想办法，有的找到了门路，有的则一筹莫展。

更大的涟漪在意识形态领域荡开。赫鲁晓夫在几次青年团大会上，开始用更生活化的语言谈论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对台下年轻的、充满困惑的面孔说，“就是让每个劳动家庭，都能在不久的将来，拥有一套舒适的公寓，一台电视机，一辆小汽车！”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这与教科书中“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经典定义，听起来相似，又似乎哪里不同。

那些深夜还在研读《资本论》和列宁晚年著作的党校教员们，感到了更深的不安。他们发现，在最新的宣传提纲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出现的频率在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全民国家”“和平竞赛”和“改善人民生活”。一位教员在私下交谈中忧心忡忡地对同事说：“他把目标从改造世界，换成了……模仿对手的生活。”

这股风潮没有停留在国境线内。它随着经济援助和技术合作的管道，流向东欧的卫星国。在匈牙利，在波兰，一些急于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领导人，如获至宝地接过“解冻”的口号，开始推行更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和政治宽松化尝试。消息传回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部对此产生了分歧。强硬派认为这是失控的前兆，赫鲁晓夫却倾向于“观察”，甚至在内部批评了那些主张“出兵干预”的意见。

裂痕在看不见的地方加深。1964年秋天，当赫鲁晓夫在黑海之滨度假时，一场他毫无察觉的政变在莫斯科完成。他回到首都，迎接他的不是鲜花，而是一纸强迫他“因健康原因退休”的政治局决议。此前那些鼓掌最响、改革最力的亲信，大多沉默地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他被一辆汽车送回了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从此远离权力中心。晚年的赫鲁晓夫，时常一个人坐在花园的长椅上。有一次，他看着别墅围墙外新修建的、整齐划一的工人住宅楼，对唯一还愿意来看望他的老友喃喃自语：“我只是想让人们过得好一点……难道这不对吗？”

他的朋友没有回答。历史的评判，早已由他开启却未能掌控的浪潮，铸就成了定论。那定论就刻在他墓碑上简单的姓名和生卒年月之下，无声，却沉重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