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许世友到北京开会，一开国上将笑着和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对方只能尴尬离开，就在其转身时，许世友恶狠狠地说道：“我真想一脚踹死你！”

第二天上午，会议中途休息。许世友走到走廊尽头的窗边抽烟，那位上将也跟了过来，递给他一支烟，语气诚恳：“老许，三十多年前祠堂那件事，我有责任。我当时年轻，听信了片面汇报。”许世友没接那支烟，盯着窗外看了几秒，突然转过脸：“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我那十二个兵，能活过来？”

对方的手僵在半空。许世友把抽剩的烟头在窗台水泥沿上摁灭，转身回了会议室。

三天后，许世友回到南京。他没回军区，直接让司机把车开到市郊一个叫“红星”的机械厂。看门的老头认识他，没拦。许世友走进第三车间，机器轰鸣声震耳。他在一台老式铣床前停下，操作机床的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师傅，背有点驼。许世友站了半分钟，老师傅才发现他，关了机器，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愣住。

“老许？”老师傅的声音淹没在车间噪音里。

许世友提高嗓门：“李大头！我找了你三年！”他从军装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发黄的纸片，上面用钢笔写着一串名字。“当年红四方面军三团二连的，你看看，有没有记错？”

李大头接过纸片，手指在油污的围裙上反复蹭了几下，才敢去碰。他从上衣口袋摸出老花镜，凑到天窗透下的光里看。看着看着，手开始抖。他指着其中一个名字：“这个，赵铁栓，是我老乡。他不是改组派，撤退的时候，为了掩护伤员，自己折回去抢机枪，就没回来。”

“我知道。”许世友说，“我今天来，就是要把这些名字一个一个敲实。你还能找到其他证人吗？”

李大头摘下眼镜，用袖子抹了把脸。“‘跛子陈’还在，在城东棉纺厂看仓库。他腿就是那场仗瘸的。”

接下来的半个月，许世友让秘书推掉了所有不必要的会议。他们跑了四个工厂、两个农场，找到一个当年在师部当文书的老会计，还有一个被误打为改组派、后来平反转到地方的老炊事班长。每个人说的细节都对得上：那十二个人是在阻击战中牺牲的，遗体被大部队后来收敛时已无法辨认，当时负责登记的文书在转移途中牺牲，名册遗失。

材料收齐后，许世友亲自起草报告。写到一半，秘书提醒他：“首长，当年那位政委，现在是您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之一。这份报告递上去，会不会……”

许世友没抬头，笔也没停：“递。他要是拦，就连他当年的处理决定一起递。”

报告送到北京，果然被压了两个月。许世友往军委办公室打了三次电话，第四次接通时，他对着话筒说：“如果下周还没批复，我就带着这十二个人的家属，坐火车到北京，在总政门口等。”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许司令，我们再研究研究。”

第五天，批复下来了。同意追认，但批文措辞谨慎，只写“在战斗中失散，现经查证，确系牺牲”。

许世友拿到批文，看了一遍，对秘书说：“你去，把‘失散’两个字给我划掉，改成‘坚守阵地，全部殉国’。改好了再复印，原件存档。”

秘书照做了。改过的批文复印件，许世友让秘书按十二个人的籍贯，各寄一份给当地民政局，要求补发烈士证。他自己留了一份，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又去了“红星”机械厂。

李大头这天调休，不在车间。许世友找到厂部办公室，让厂领导把李大头叫来。李大头骑着自行车从家里赶来，气喘吁吁。

许世友把那份批文复印件递给他：“批了。赵铁栓是烈士。”

李大头接过那张纸，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最后折好，小心地放进内衣口袋。他没说谢谢，只是红着眼眶问了一句：“老许，另外那十一个呢？”

“都批了。”许世友说，“下个月，证书就能送到他们老家。”

李大头点了点头，转身推着自行车往车间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着许世友，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只是挺了挺他那有点驼的背。

许世友站在原地，看着李大头消失在车间大门里。然后他转过身，对司机说：“回军区。”车子驶出厂门时，他摇下车窗，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机器轰鸣的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