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张学良时隔22年再次见到蒋介石，对蒋介石说：“总统，你老了。”蒋介石看了张学良一眼，淡定地说：“你秃了！”
张学良走出那间会客室时，天色已经暗了。刘乙光等在门外，一句话也没说，只做了个“请”的手势。回程的车里，张学良一直看着窗外，手心里还攥着那条出门前妻子赵一荻悄悄塞给他的帕子，已经湿透了。
他明白蒋介石那句“你秃了”不只是说头发。那是提醒，提醒他二十二年的幽禁削去了他的一切：兵权、声望、风华，连头发都没剩下。至于“以后还能对党国有贡献”，更是空话。他想要的“解禁”或“自由”，蒋介石半个字都没提。
但宋美龄答应的另一件事，很快有了回音。几天后，刘乙光送来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小叠美金，说是“夫人让转交的”。钱不多，但足够家里应付一阵。张学良捏着信封，心里清楚，这是蒋夫人个人的一点周济，与蒋介石无关，更与“转机”无关。
日子又回到原来的轨道。读书，散步，偶尔写点日记。他继续读《论语》，读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会停下笔，望着院子里的树出神。松柏耐寒，可他这棵“树”，早已被移出了山林。
转眼到了年底，金门炮战的紧张气氛稍稍缓和。一天，刘乙光送来一份当天的报纸，上面有一篇关于“内部团结”的评论文章。张学良扫了一眼，在不起眼的段落里，看到一句“所有历史遗留人员，当思顾全大局，静待时宜”。他放下报纸，对妻子苦笑了一下。他懂了，这就是对他那唯一试探的正式答复：静待，无限期地静待。
1959年春天，张学良染了一场风寒，病了好些天。病中，他迷迷糊糊梦见二十多年前的西安，梦见自己穿着笔挺的军装，走下飞机的蒋介石脸色铁青，而他走上前，立正，敬礼。梦醒时，浑身是汗。赵一荻给他擦汗，轻声说：“汉卿，都过去了。”他摇摇头，没说话。有些事，过不去。
病愈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不再向任何人提出任何请求。宋美龄那边，他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感谢她的帮助，并请她不必再费心。信送出后，他感到一种奇特的平静。希望彻底熄灭，反而让人踏实了。
他把更多时间花在纸上。开始系统地研读明史，做笔记，一写就是半天。头发越来越少，腰背也越来越弯，但他伏案的姿势，却像一尊定了型的雕塑。偶尔，他会对赵一荻感慨：“我这辈子，带过兵，扛过枪，如今只剩下这支笔，还能动动。”
1960年，蒋介石七十三岁寿辰，外面有些热闹的动静。张学良在日记里只写了一行：“十一月十二日，晴。读《明史·于谦传》至‘夺门之变’。” 于谦保卫北京，却最终被冤杀。他合上书，没有再写下去。
那叠美金用完的那个月，张学良让妻子把一件多年前的貂皮大衣拿去卖了。买家来看货时，啧啧称赞：“这料子，这做工，当年可不是一般人能穿的。” 张学良在里屋听着，没有出来。大衣卖了，换来一笔稍多的钱，又能支撑一年半载。
他再也没有见过蒋介石。后来听说蒋介石身体越来越差，出入都需人搀扶。有一次，刘乙光闲聊时提到“老先生最近常提起往事”，张学良只是“哦”了一声，继续浇他的花。他知道，那些“往事”里，不会有他想要的谅解。
多年后，当真正的“自由”以另一种形式降临时，张学良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有人问他，对那场著名的会面还有什么印象。他摸了摸自己光亮的头顶，缓缓说：“他跟我说‘你秃了’。他说得对。从里到外，都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