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问马龙：“在国乒队里，你最怕的人是谁？是不是刘国梁？”马龙摇摇头：“不是，我最怕王楠。”

王楠那时经常来队里看训练。她退役久了，不穿运动服，就一身简单的便装，揣着手站在场边。队员们该练的练，可只要余光扫到她，手上的动作就忍不住更较劲一些。
马龙记得有一次队内赛，他打得有些毛躁，赢了球却摔了拍子。其实也不叫摔，就是随手往台子上一丢。王楠当时在场馆另一头跟人说话，好像没往这边看。可第二天早上，马龙在自己衣柜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就写了两个字：“尊重”。字写得挺随意，但他认得那是王楠的笔迹。纸条用胶带贴在他的球拍包上。
他拿着那张纸条，脸上火辣辣的。没人提这件事，但他知道该怎么做。
王楠看事看得细。她不管男队训练，可男队的事儿她好像全知道。谁最近心态飘了，谁遇到了瓶颈自己闷着，谁和队友闹了小别扭，她都清楚。她不直接找队员，而是去找主管教练，轻描淡写地点一句。教练回头再来调整，效果往往出奇地好。
马龙拿第一个单打世界冠军前夜，紧张得睡不着，在宿舍走廊里来回走。正好碰上王楠回来取东西——她那时已经不住队里了。王楠看见他，也没问“是不是紧张”，就说了一句：“你练得够多了，睡觉比什么都强。”说完就走了。马龙回了屋，竟然真睡着了。
后来马龙发现，队里怕王楠的不止他一个。许昕有次接受采访，被问及最敬佩的运动员，他第一个说的也是王楠。许昕说，他小时候看王楠比赛，觉得她落后时眼神都不变一下，心里就服了。
这种怕，不是恐惧，更像一种对极致的敬畏。王楠代表的是一个标准，一个关于专注、坚韧和职业态度的标尺。她往那一站，那个标尺就在那里。
王楠去内蒙古带队后，有次马龙去那边参加活动，顺道去看她。训练基地条件确实简陋，冬天暖气不足，孩子们练球时呼出的都是白气。王楠穿着羽绒服，手里拿着个保温杯，盯着一个练步法的小女孩，嘴里跟着数“一、二、三、四……”。
看到马龙，她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视线又转回球场。等她指导完一组训练，才走过来。马龙开玩笑说：“楠姐，你这比我当年在队里见你时还有教练样。”王楠喝了口热水，看着场上奔跑的孩子，说：“这里的孩子，缺的不是天赋，是看到标准的可能。我得让他们看见。”
临走时，王楠送他到门口，忽然说：“你以前怕我，我知道。”马龙愣了一下。王楠脸上没什么表情，接着说：“怕就对了。这行当，心里总得有点怕的东西。怕输球，怕丢人，怕对不起自己的付出，也怕对不起身后看着你的人。”她顿了顿，“现在你不用怕我了，但你得让自己后面的人，也有点什么东西可以怕。不是怕你这个人，是怕你代表的那种东西。”
马龙开车离开时，从后视镜里看到王楠已经转身回去了，背影很快消失在体育馆的门内。他忽然明白了，那种“怕”的传承是什么。它无关威严，而是一种责任——成为后来者眼中，那个不容退让的底线，那个必须对得起的标准。
回到国家队，训练结束，年轻队员们嘻嘻哈哈地收拾东西。马龙走过去，指了指一个队员随意放在长椅上的球拍：“收好。”他的声音平静，也不严厉。但那队员立刻敛了笑容，认真地把拍子装进拍套，拉好拉链。
马龙转过身，仿佛又闻到了多年前训练馆里那股胶皮和汗水混合的味道。地板依然发亮，人影交替，而有些东西，就这样安静地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