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易中天递交完辞职信，头也不回地走了：“在这里待11年，连个教授都评不上，我还有什么好留恋的？”10年后这个“失败者”站在央视舞台上，一句“曹操要是活到现在，绝对是天天上热搜的霸道总裁”，让全国2亿观众记住了他！

走的时候，他连回头看一眼珞珈山都没有。不是心里没感情，是怕看了就走不动了。火车开动时，他望着窗外，想的是新疆农场里那盏煤油灯。那时候连电都没有，晚上看书眼睛都看坏了。现在有了电，路倒是更黑了。
厦门大学给的两居室在顶楼，夏天热得像蒸笼。但易中天觉得宽敞，至少不用在走廊做饭了。妻子把书一本本摆上书架，摆了整整两天。这些书跟着他从长沙到新疆，从新疆到武汉，现在又要适应厦门的海风了。
第一堂课，他提前半小时到了教室。推开门一看，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最后一排站着个白发老头，他以为是哪个老教授来听课，后来才知道是学校后勤处的退休职工，听说新来了个会讲故事的教授，特意跑来听。
在厦大，他不用再解释为什么要把《论语》和武侠小说放在一起讲。有一次他讲到“君子不器”，顺手就拿起讲台上的保温杯：“你看这杯子，它就只能装水。人要是被定了型，就像这杯子一样，只能干一件事了。”底下的学生笑成一片。
《百家讲坛》的编导第一次来找他时，他正在菜市场跟卖鱼的讨价还价。编导站在旁边等了十分钟，看他花三块钱买了一条小黄鱼。后来编导说，就是那个场景让他决定非要请易中天不可——“一个能把历史讲活的教授，首先得自己活得真实。”
录节目那段日子，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写稿子。写完了天还没亮，就坐在阳台上改。改到第七遍，才觉得能拿出去见人。他说这不是认真，是怕对不起电视机前那些早起的老太太——她们可是连广告都不肯错过的。
红了之后，有出版社开高价让他写畅销书，他拒绝了。转头却花三年时间写了一本没人看得懂的《易中天中华史》。编辑劝他：“这种书卖不动的。”他说：“总得有人写点能留下来的东西。”
2015年退休那天，系里给他办欢送会。年轻教师站起来敬酒，说易老师您终于可以休息了。他抿了一口酒，笑笑没说话。第二天照常去了图书馆，坐在老位置。管理员过来问需要帮忙吗，他说不用，就是来闻闻书味儿。
2023年厦大请他回去当院长，家里人劝他别接了。76岁的人，该享清福了。他想了想，还是接了。接任仪式上，他说：“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该’——到了年龄就该退休，到了年纪就该养老。可学问这件事，从来没有‘该’停下来的时候。”
现在他每天还去办公室，戴着老花镜看论文。有学生来找他，他总说：“坐，慢慢说。”那个“慢”字拖得很长，像是要把在武大11年里没说完的时间，都一点点补回来。
有时候傍晚他会去海边走走，看着潮水涨了又退。他想起小时候在长江边，也是这样看水。水从来不会因为遇到礁石就停下来，它总是想办法绕过去，或者慢慢把它磨平。他觉得人也是这样。
女儿问他后不后悔离开武大。他想了很久，说：“不后悔。但要是当年评上了教授，说不定我就在珞珈山上安逸到老了，也不会去厦门，不会上电视，不会写那些书。”他顿了顿，“可那样的话，我就永远只是武大的易教授，而不是现在的易中天了。”
去年武大校庆，给他发了请柬。他去了，坐在台下听现在的年轻教授们发言。散场时有个老同事认出他，握着他的手说：“老易，当年真是……”他拍拍对方的手背，什么也没说。走出礼堂，秋天的太阳正好，落在老图书馆的琉璃瓦上，一片金黄。
他慢慢走到当年住过的筒子楼前。楼已经翻新了，外墙刷得雪白。走廊里不再堆满煤炉，而是摆了几盆绿植。他在楼下站了一会儿，转身离开时轻声说了句：“都过去了。”
这句话说得很轻，轻得只有他自己听见。但那个站在1992年辞职信前的45岁中年人，应该是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