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开放到什么程度？长安城里的外国人超过十万，有些还当上了五品以上的官员。

8世纪初，一个叫阿倍仲麻吕的日本青年搭船渡海到了中国，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考过了，留下来当官，一当就是几十年，最终死在了中国。

唐朝授予他的职衔，品阶在五品以上。他的中文名字叫晁衡。

这放在唐朝，并不特别稀奇。

唐朝对外开放的底子，早在太宗年间就铺好了。

来华外国人参加科举，制度上没有明文禁止；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国使节，有专属馆舍和翻译人员；沿丝绸之路定居长安的外族商人，可以在城里合法住下，做自己的生意。

中亚粟特人的聚居社区，还有一个官方认定的头领职位，叫"萨保"，持有唐朝官印，代表本族群向地方官府交涉，在地方行政体系里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律令写得清楚，不是因人而异的特殊照顾。

长安城西市，是外来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粟特商人几个世纪里一直掌握着从中亚到中国东部城市之间的大量货物流通，卖香料、玻璃器皿、金银首饰，买丝绸、纸张、各类瓷器。

在长安定居多代的粟特家庭不在少数，子弟在本地出生，说汉话，和本地人通婚，但家里可能仍然保留着祆教的祭祀习惯。

今天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葬，汉文墓志铭和粟特纹饰图案并排出现，是这种两端都接着的生活方式留下来的物证。

除了商人，来的还有使节、留学生、僧侣、工匠。

日本、新罗、渤海国隔数年就出发一批遣唐使团，使团里除了外交人员，还跟着留学生和学问僧，大多数学成回国，少数留了下来，晁衡是这少数里的一个。

长安城内常住外国人的数量，研究者依据现有户籍与档案材料综合估算，在数万到十余万之间，具体数字各方不完全一致，但量级上学界大体认可。

在这些外来人口里，进入唐朝仕途的是少数，但这少数的案例，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外国人走文官这条路，靠的是科举。

晁衡参加的是正规进士考试，和本地考生同场竞争，按相同的标准评卷。汉文写作的门槛摆在那里，真正通过的极少。晁衡能考过，是真有本事。

他此后在唐朝历任数职，晚年做到秘书监，从三品，直到770年前后在长安去世，始终没能回到日本。

新罗人崔致远是另一个案例，12岁入唐求学，后来通过进士考试，在唐朝地方做过官员，回到朝鲜半岛后留下大量汉文著作，被视为新罗汉文学的重要人物。

走武职这条路，外族出身的将领走得更多，也走得更高。

高仙芝是高句丽后裔，官至安西节度使，主持了8世纪中期唐朝在中亚的多次军事行动，包括怛罗斯之役。

哥舒翰是西突厥后裔，天宝年间执掌西北重兵，封太尉，晋西平郡王。族群出身在这条路上不构成明显的制度障碍，关键看军功和皇帝的信任。

安禄山也是这条路上出来的。粟特父系、突厥母系，在幽州从基层军官做起，755年之前已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是边疆将领里权力最为集中的人物之一。

据唐代史料记载，安禄山擅长胡旋舞，这种从中亚传来的旋转舞蹈，也是他讨得玄宗和贵妃欢心的方式之一。然后他在755年发动了叛乱。

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对外族将领的任用逻辑悄然发生了变化，长安对外来人口的整体态度也没有之前那么宽松。开元、天宝年间那种氛围，之后就很难再复现了。

宗教上，长安城在盛唐时期同时存在景教（东方基督教的一支）、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的场所，和数量庞大的佛寺、道观并立，没有大规模冲突的记录。

781年，一块用汉文和叙利亚文双语刻写的石碑在长安立起，记录景教传入中国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这块碑后来在地下埋了数百年，明朝末年重新出土，今天立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

从饮食到服饰，外来风尚在盛唐市井里留下了明显的印记。胡饼成了长安普通人的常见食物，葡萄酒进入日常餐桌，女性骑马出行、着胡服在某些时期成为时髦。

这些当然不是文化认同的证据，但至少说明，外来的东西在这座城里没被视为需要特别包容的异质，而是日常的一部分。

晁衡在753年登船准备回日本，途中遭遇风暴，船队失散，日本那边收到了他遇难的消息。李白听说后，写了一首短诗悼念这位老友，把他比作沉入碧海的明月。

但晁衡没死，几经辗转回到了长安，继续在唐朝做官。

他最终葬在哪里，史料没有留下清楚的记载。

参考来源：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年初版，后有多版重印）
谢弗（Edward H. Schafer）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