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成都解放后，有一件事情让解放军非常头疼，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他是逃去台湾了，还是躲起来了？

实际清查到第三天，城西一户开酱园的人家向军管会报告：解放前夜，有个穿长衫的中年人带一个小包袱，敲开后门，说要借住两宿。酱园老板认出他是城里一个商户的远亲，没好拒绝。没想到这人住下后就不走了，整天缩在后院堆放空酱缸的杂屋里，连窗户都用油布钉死。

军管会干事刘承志接到线索时，天刚擦黑。他没多带人，只喊上一个本地战士，就骑自行车往西门赶。酱园老板在门口迎他，压低嗓音说：“人还在，晚饭我送了一碗面进去，他问外面安不安稳。”刘承志让老板照常关门落锁，自己绕到后院外墙，站在墙根下听了片刻。杂屋里有人来回踱步，步子很轻，但一直没停。

他回到前院，跟老板要了一把铁锁，直接走到杂屋门口，敲了两下门板：“里面的人，出来吧，院子已经围住了。”屋里脚步声骤然停住。隔了十来秒，门开了一条缝，一张削瘦的脸露出来，下巴上胡茬发白，眼睛眯着打量刘承志，看了好一阵，忽然问：“你们是怎么找到这来的？”

刘承志没答话，侧身让出身后铁锁。那人低头看了看锁，又抬头看了看院子里已经亮起的灯，长出一口气，自己推开门走了出来。他穿一件灰布夹袍，脚上一双布鞋，鞋底沾满泥。刘承志注意到他右手一直攥着包袱，指节发白。搜身时打开包袱，里头是两套换洗内衣、一本民国三十七年印的《四川省地图册》，还有一封没写完的信，抬头写“介公钧鉴”。

当晚被带回军管会临时办公处。审讯室里只有一张条桌、两把椅子。刘承志把地图册摊开放在桌面上，翻到成都周边那一页。上面用铅笔圈了三个地点：灌县、乐山、宜宾。刘承志问：“这些地方有谁接应你？”那人坐直了身子，忽然笑了一声：“你级别不够，叫你们负责人来跟我谈。”

刘承志合上地图册，站起来：“王主席，灌县那边的人今天上午已经交代了。乐山和宜宾，我们陆续都会去查。”那人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住，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了两下，再开口时声音低了下去：“我走不了了？”刘承志没有回答，把信纸推回他面前。他低头看自己那封没写完的信，沉默了很久。

凌晨三点，临时关押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哨兵换岗时透过门缝看见，王陵基把地图册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夹着一片压平的银杏叶，已经枯黄发脆。他把叶子抽出来，搁在信纸旁边，没再动。窗外能听见远处拉货马车过街的声响，天亮之后，更多人会知道，那个让解放军找了半个月的人，终于找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