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情要轻判？黄之锋为时已晚！

9月2日，29岁的黄之锋站在香港高等法院被告栏内，只说出一个英文单词：“Guilty。”

按照辩方在庭上披露的信息，如果没有这宗新案件，他的原有刑期预计会在2027年1月7日届满。

算下来，距离服完旧案刑期只剩大约4个月。

眼看刑期即将走完，一宗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的国安案件，再度落到他的身上。

当天上午9时50分左右，黄之锋身着蓝色衬衫、佩戴黑框眼镜，由惩教人员押解进入法庭。

他主动向旁听席点头、挥手。书记员宣读完控罪内容后，黄之锋当庭起身，作出认罪回应。

庭审进入求情环节后，辩护律师正式为黄之锋向法庭争取宽大处理。

辩方当庭陈述，这是辩方求情材料中的内容，黄之锋累计在狱中度过接近6年时间。

服刑期间，他阅读了超一百本不同领域书籍，心智相较以往更为成熟，也拥有充足时间自我反思。

辩方恳请法院给出“仍看得到希望”的量刑结果，给予他未来出狱后照料年迈父母的机会。

鲜明的矛盾就此显现。

如今在法庭上畅谈亲情、规划未来的黄之锋，六年前的公开立场和言行，截然不同。

2020年6月30日，“香港众志”宣布解散。当晚，《香港国安法》正式在香港刊宪生效。

本次黄之锋认罪的涉案时间段，正是国安法落地后的2020年7月1日至11月23日。

根据法庭披露的控方案情，在这四个多月时间里，黄之锋与早已离港的罗冠聪等人持续联络。

几人相互串谋，刻意请求外国及境外机构、人员，对香港特区乃至整个中国实施制裁、封锁等敌对行为。

即便到了2020年7月，黄之锋依旧公开表态，不会删除过往争议帖文，绝不放弃所谓“国际线”。

那一年，他年仅23岁。

时隔六年，如今的他已是29岁。

曾经执意推进各类违规活动、勾结外部势力，现在却依靠律师求情，渴望缩短刑期、回归家庭。

整场庭审中，黄之锋从未亲口说出悔过的话语。

但他历年的公开言论、实际行为相互对照，所有过往选择都清晰摆在公众眼前。

本案之外，黄之锋此前已有既定定罪记录。

2024年11月，香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相关案件宣判，黄之锋获刑56个月，折合四年八个月。

依照辩方庭上的说法，若无本次新增控罪，他原本可在2027年1月7日刑满释放。

2025年6月，黄之锋仍在赤柱监狱服刑期间，被香港国安处再次拘捕起诉，启动全新司法程序。

旧刑期尚未执行完毕，全新的国安案件便接踵而至，这也是本次庭审辩方精细核算刑期的核心原因。

根据《香港国安法》相关规定，涉本案罪名一般情形量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旦法庭认定案情属于“罪行重大”，量刑将提升至十年以上，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

辩方本次辩护的核心重点，就是极力争取法庭不将本案定性为“罪行重大”。

紧接着，辩方结合被告当庭认罪、案件审理存在延误等法定从轻因素，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议。

辩方期望本案最终刑期，可以定格在四年半左右。

需要明确区分的是，该数值仅为辩方单方面求情主张，不代表法庭的审判结果。

整场庭审最关键、最尖锐的争议点，来自法官当庭核验的过往档案记录。

2020年参选相关公职期间，黄之锋曾向选举主任书面声称，自己不再寻求外国制裁。

同时表态不会借助外部力量，向香港特区和国家施加各类压力。

可他本次当庭认罪的涉案事实，直接证实其串谋勾结境外势力的行为，在表态后依旧持续进行。

法官就此当庭质询辩方，直指其前后言行存在无法解释的严重冲突。

面对法官的有力追问，辩方无法作出合理解释。

只能被动回应，黄之锋当年的表态，并未包含退出相关串谋协议的承诺。

这一次当庭对质，远比任何口头说辞更有说服力。

没有外界的主观揣测，仅凭官方存档的旧声明、以及本人当庭认下的罪案事实，就形成完整证据闭环。

目前这宗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尚未正式宣判，法庭已择期延后公布结果，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黄之锋最终需要承担多久刑期，现阶段没有最终定论。

但有一个事实不会改变，年少时触犯法律的错误选择，终究需要成年后的自己承担所有代价。

时间从来不会淡化违法事实，更不会豁免任何人的国安违法行为。

当律师在法庭上为他争取宽大刑期、争取陪伴家人的机会时，最无法回避的就是既定事实。

早年主动触碰国安红线、勾结外部势力的所作所为，全部成为如今无法辩驳的罪证。

试图在违法后果显现后，才靠着亲情理由博取轻判。

在确凿的法律事实面前，这一切求情，终究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