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 年，北洋王占元被赶出湖北后，到天津当了寓公。别的下野军阀住洋房、养门客、抽大烟，他不。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腰里挂着一大串铜钥匙，揣上账本和钱袋，走街串巷收房租。
他在天津有三千多间房子，北京、大连、保定还有大批不动产。按理说这份家产，完全可以雇佣管家代劳，但他不放心别人经手钱财，把管家尽数辞退，自己挨家挨户上门收租。每天要跑上百家租户，每家不过两三分钟，问一句 “房租准备好了么”，收钱、开收据、记账，一套动作日复一日，经常在外奔走十小时。
天津民间给他起了个外号：“各马路巡阅使”—— 别的巡阅使巡的是省份地盘，他巡的是城市大街小巷。
关于他少年，流传不少民间轶事：1861 年生于山东馆陶，父亲早亡，家境赤贫，少年流落谋生。民间传闻他年少时母亲亡故，因家贫，趁夜色草草将母亲遗体掩埋，该故事不见同期官方史料。十八岁投入淮军刘铭传部当兵，从扛大旗的普通大头兵，一路爬到湖北督军。
在湖北督军任上，他敛财手段和晚年收租一样精细。汉口肉铺 “春泰”、布店 “春益”、茶庄 “春荣”，都带他名字中的 “春” 字，背后经营者多是他的亲戚心腹。北京拨付下来的军饷，他长期扣压不发，1921 年终于酿成宜昌、武昌连续兵变，变兵在城内烧杀劫掠，不少百姓遭受祸殃。
兵变之后，王占元假意答应发放欠饷与遣散费，许诺既往不咎，用火车运送哗变士兵北返；【据民国时人记述】暗中下令在孝感布置部队设伏围剿。事变之后，官兵从死者身上搜刮回不少钱财，甚至有说法称搜回的钱款比发放出去的还要多。
惨案传开，湖北掀起声势浩大的 “驱王运动”。吴佩孚派萧耀南南下 “援鄂”，抵达汉口之后按兵不动，坐视王占元倒台。王占元被迫辞职，带着多年搜刮的大批财宝乘船离开湖北，奔赴天津。
到天津之后，他把钱财大量投入房产与实业。三千多间房产每年收租四十八万大洋；入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又投资纱厂、煤矿、面粉厂、电力公司。时人估算，他全部资产约达三千万银元，并无精确档案核实这一数字。
他对自己十分抠门，日常粗茶淡饭，衣着朴素。但 1933 年鲁西卫运河决堤大水灾，他牵头联络天津山东、河北同乡募捐救灾。又在家乡周边购置四千顷土地，立下 “三槐堂” 界桩，土地依旧交由原农户耕种，地租收取微薄，田赋赋税全部由他承担。
1934 年 9 月，王占元因尿血病在天津去世，终年七十四岁。这一生，从贫苦求生的少年，到克扣军饷的督军，再到每日沿街收租的 “各马路巡阅使”，最后以大地产商人的身份落幕。北洋军阀当中，像他这样把钱财算计到极致的，并不多见。
资料来源：武汉政协文史资料、天津地方史料、邯郸馆陶文史资料、民国人物回忆录；部分情节为时人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