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抗战进入全面反攻的关键阶段，苏中敌后战场捷报频传。新四军第十八旅在旅长刘飞的指挥下，成功打响三垛河伏击战，一举击溃来犯日伪军。在清点被俘人员时，刘飞意外发现一名熟悉的日军军官，平静地叫出了他的名字：山本幸雄。
1945年4月28日下午，江苏高邮三垛以东，一支两千人左右的日伪军队伍沿公路和北澄子河缓慢前进。他们并不知道，从新庄到野徐庄这段约3.5公里的道路，早已不是普通的乡间通道，而是一只已经收紧袋口的“口袋”。
这一仗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突然开枪，而是新四军比对手更早知道他们要往哪里走。4月下旬，苏中第一军分区得到消息：驻宝应的伪苏北绥靖公署特务第2团马佑铭部准备南调，目标是兴化以南的周庄一带，并有日军沿途护送。
刘飞当时担任新四军第六师18旅旅长，同时兼任苏中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他没有把部队拉出去硬碰硬，而是先看地图，再到三垛一带研究道路、河流和村庄分布。最后选中的地方，北面有水田，南面靠河，两端距离日伪军大型据点又不算近，非常适合伏击。
作战计划很快获准。18旅52团、江都独立团、三分区特务5团、一分区特务营等部投入战斗，由刘飞统一指挥。不同部队没有挤在一处，而是分别负责河道、公路、两翼和可能出现援军的方向。
4月27日拂晓前，部队基本进入阵地。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战场安静得不像大战将至。群众照常活动，村庄没有明显异常，新四军则隐蔽在沟坎、村舍和道路附近。对伏击战来说，这种安静比提前开枪更重要，只要一个环节暴露，敌军就可能转向。
直到28日，目标终于出现。河面上，汽艇拖着装满人员和物资的木船；公路上，大批日伪军首尾相接向前移动。由于道路狭窄，加上途中出现阻碍，前面的队伍速度下降，后面的兵力不断压上来，原本很长的行军纵队逐渐拥挤到一起。
刘飞仍然没有急着下令。只有把敌人尽可能多地放进伏击区，才能最大限度限制其兵力和火力优势。等水陆两路日伪军大部进入预定区域后，攻击命令终于下达，原本沉寂的河岸瞬间响起密集枪声。
日伪军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公路北边不好展开，南边又被河道挡住，前后退路同时受到攻击，水面上的船队也无法从容撤离。部队被切成数段以后，人数虽然不少，却很难形成统一指挥。部分日军退入村庄依托房屋抵抗，战斗一度打得十分激烈。
三个多小时以后，局势基本确定。刘飞后来回忆，此战击毙日军240余人、伪军600多人，俘虏伪军958人，并俘获“日军山本顾问”等7名日军人员，同时缴获轻重武器、火炮以及大批弹药物资。三垛河口伏击战因此成为苏中战场1945年春季攻势中的重要一战。
也就是在清点俘虏时，留下了那段后来被反复讲述的插曲。在相关战场故事中，这名山本顾问被记作山本幸雄。面对这个并不陌生的面孔，刘飞没有大声呵斥，只是认出了对方。一个短短的名字，让战场上原本抽象的胜负突然有了具体的人物和表情。
不过真正值得记住的，并不是一个日军军官被谁认了出来，而是他为什么会成为俘虏。几年前，苏中根据地还长期面临日军据点、交通线和“清乡”封锁的压力；到了1944年车桥战役以后，新四军已经越来越多地主动选择战场、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
三垛河口伏击战把这种变化表现得尤其清楚。敌人在调动，新四军却提前掌握路线；敌人有汽车、汽艇和较强火力，新四军就利用河流、水田和狭窄道路限制它；敌人试图通过调防继续压缩根据地，结果反而在途中遭到重创。
这也是为什么，这场战斗不能只看成一次“埋伏成功”。从情报取得，到实地察看，再到兵力配置、群众掩护和开火时机，每一步都彼此咬合。战斗真正打响以前，胜负的天平已经因为这些准备开始倾斜。
时间过去80多年，当年的枪声早已消失。2025年4月，位于高邮三垛镇的革命斗争史馆正式开放，三垛河口伏击战成为馆内重点展示内容。到2026年，中国军网仍再次回顾这场战斗，把它作为新四军华中地区速战速决的典型战例介绍。
今天再看刘飞与山本在俘虏队伍中相遇的那个画面，意义已经不只是一段战场轶事。真正改变苏中局面的，是敌后军民多年积累起来的情报能力、组织能力和作战主动权。一个名字被刘飞再次叫出，只是那个时代攻守位置发生变化时，留下的一个很小、却格外鲜明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