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特殊的客人。此人不是来汇报军情的将领，也不是来请示机宜的幕僚，而是军统特务头子、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按职务，毛森是汤恩伯的下属；按派系，毛森是戴笠的江山同乡、毛人凤的嫡系；按实际职能，他是蒋介石安插在汤恩伯身边的一枚钉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本该与汤恩伯貌合神离的军统杀手，却在晚年回忆录里写下了一句令人玩味的话："抗战胜利时，我奉调汤恩伯部工作，汤发现我的为人与工作能力，委我重任，对我推心置腹，相遇恨晚，无论大小公私，都和我商谈。我们间已无任何隐私。"
一个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一个手握重兵的方面大员，两人之间竟到了"无任何隐私"的地步，这种关系本身就比任何谍战剧都更值得细品，而正是这个最了解汤恩伯私密生活的人，在晚年写下了《汤恩伯的君亲师》一文，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军统特务眼中真实的"中原王"。

毛森笔下的汤恩伯，首先是一个被"忠孝"二字困住的人。1949年初，陈仪策反汤恩伯投共，毛森回忆，汤恩伯私下告诉他这件事时，"非常惊讶"的不只是毛森，还有汤恩伯自己。汤恩伯要求毛森把陈仪迁到毛家软禁，不准其自由行动，被毛森以"我家生活设备极简陋，无法招待大员"为由一口拒绝。后来毛森亲自带人去陈仪寓所"保护"，进门即令陈仪副官交出佩枪，陈仪"默然颔首"，明白自己已经成了囚徒。
毛森对陈仪事件的核心判断，与市面上流传的"汤恩伯卖师求荣"的定论有所不同。在毛森看来，汤恩伯的本意并非要置陈仪于死地。汤恩伯派飞机送毛人凤去奉化见蒋介石时，"唯一的要求，即保全陈仪一命，由其奉养天年"。毛人凤回来后转告蒋介石的指示："仍善待陈仪，好好看护他，一切照我们意见办理。"汤恩伯追问蒋有无答允保全陈的生命，毛人凤说"当然没有问题"。
然而陈仪最终还是被枪决了。毛森在回忆录里披露了一个关键细节：当他责怪毛人凤没有据理力争时，毛人凤耸耸肩说："你忘了吗？陈仪是杀本局福建负责人张超的仇人，我还会救他吗？"
这个细节极为重要——它说明在军统的权力逻辑里，陈仪之死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决定，而是毛人凤借机公报私仇的结果。汤恩伯被夹在中间，既想保全恩师，又不敢背叛"蒋公"，最终成了军统内部恩怨的牺牲品。毛森对此的评价是："陈死后，使汤蒙受'卖师求荣'的骂名，也使蒋背负'不守诺言'的恶名。"

毛森对汤恩伯的人格定位，集中体现在"君亲师"三个字上。汤恩伯心目中，蒋介石是"君"，陈仪是"亲"，张治中是"师"。毛森写道："陈、张要他做任何事，汤都会奉行，唯有叫他叛'君'，他不肯接受。"这句话，道破了汤恩伯一生的悲剧根源。他不是没有动摇过，陈仪"每次见面，总是将我痛骂，无法向他解释"，张治中也"至少两次我在电话机旁亲眼目睹汤被骂得搔搔头皮，咳声叹气"。但汤恩伯的底线很清楚：可以尽孝，可以尊师，不能叛君。这种伦理观在今天看来迂腐可笑，但在那个年代，却是很多国民党军官的真实精神结构。毛森作为旁观者，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不认为汤恩伯是单纯的"无耻小人"，而是一个被旧伦理困死的可怜人。
毛森对汤恩伯的军事贡献，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这同样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他指出，汤恩伯"护送大批金银物资来台，撤出十几万部队守台"，并引用部属常以此表功、汤恩伯却总训诫"这是应尽职责，不许他们邀为己功"的细节，来说明汤恩伯并非贪功之辈。毛森甚至直言："时至今日，我们平心而论，若不是当年汤恩伯将军撤出这许多部队和抢运出这许多金银物资，宝岛又何来这些反共的基础和本钱。"
当然，毛森也没有回避汤恩伯的暴戾一面。他记录了汤恩伯被诬告"私运一船金银财宝去日本"时的反应："日眦尽裂，张口似将吞噬那人，并指大骂：'我是军人，只管打仗，你管财物，你把财物运往何处，不问你自己，反来问我吗？……我为支持领袖，不顾一切，护卫你们，如今竟来咬我一口吗？'"毛森描述汤恩伯"弯身呕吐"，"伤痛似达极点"。

对于汤恩伯之死，毛森的记述尤为触目惊心。
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在日本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医院手术台上身亡。毛森说，汤"本有十二指肠溃疡病。据医言，情绪忧郁时，将增剧病情，他确病情日增，亲友劝其去美就医，因筹不出费用，即在日本草率动手术，竟死庸医之手。
"关于死因，毛森没有轻信"日本人谋杀"的传言，但也没有完全排除。他记录了目击者的说法："汤似痛苦不过，虽然上了麻药，仍图挣扎，日医用力揿住，直至力竭而死。"这种死法，与蒋介石那句"死了也好"的冷漠评价形成了刺目的对照。
毛森转述蒋介石的看法是："良将都应死于战场，汤恩伯死于病床上，不死于沙场，尚为汤惋惜。"这话听起来像是惋惜，实则是彻底的否定——在蒋介石的价值体系里，汤恩伯连死都死得不是地方。

毛森晚年在《汤恩伯的君亲师》结尾处，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汤已去世卅多年，除其旧部之外，只怕很少有人怀念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