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陈赓看中一员悍将，向朱老总要人，谁知朱老总却说：“此人打仗可以，但绝不能让他当军事主官！”为何？ 陈赓把军帽往桌上一扣，对身边的参谋说，去打个电话，他要向朱老总要个人。要的是772团的一个营长，叫陈康。
1940年秋天，386旅面临的麻烦，不是没人敢打，而是真正能把一支部队带起来的干部不够用。仗越打越密，部队扩充得又快，光有勇气还不行，还得有人能判断敌情、组织进攻、管住队伍。陈赓在这个时候想起了陈康。
这不是临时起意。陈康这个名字，在红四方面军时期就已经很响。他原名陈五和，湖北广济人，1930年参加红军。刚开始也是普通战士，一仗接着一仗打下来，慢慢当上排长、指导员、营长，后来又做到团级干部。
真正让人记住他的，是1935年的剑门关之战。剑门关两侧高山夹峙，地势险要，守军居高临下。陈康当时带着一个营参加攻击，在王树声直接指挥下向险要地段猛攻，最终夺下重要阵地。一个基层指挥员敢冲并不稀奇，难的是还能把全营组织起来一起冲。
因此在陈赓眼里，陈康不是单纯的“猛”。这种打过多年硬仗的人，知道部队什么时候该压上去，什么时候要重新组织火力，也经历过伤亡突然增大、指挥员不断更替的局面。战争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从实战里摔打出来的干部。
可问题偏偏也出在陈康身上。1938年，他被调到新四军，担任补充营营长。当时新四军正在组建和整训，大量干部重新分配岗位。陈康过去已经带过团，如今换到新的环境，工作、生活和部队磨合都不顺利，后来发生了擅自离队的严重违纪问题。
这件事不能简单看成“脾气不好”。战争年代，一个营长如果没有命令便离开岗位，后果可能远比平时严重。部队靠命令统一行动，主官尤其如此。一个人再会打仗，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自行决定去留，上级自然不敢马上把几百上千人的指挥权重新交给他。
陈康后来回到八路军系统，并没有直接恢复过去的带兵位置。1939年1月，他被调到129师随营学校，先后担任教员、营长兼主任教员。这个安排很有意思：没有把一个会打仗的人彻底放下，也没有急着让他重新独立带团，而是边使用，边观察。
一年多过去，前线的情况却越来越紧。1940年6月，386旅补充团正式改编为17团。这支部队本身就有老772团抽出的红军骨干，又吸收了抗战后补充的新兵，是一支正在迅速成长的队伍。仅仅两个月后，百团大战打响，17团也随386旅投入频繁作战。
到了10月，百团大战仍在进行，太行、太岳一带的部队还要面对日军不断加强的反击。这个时候，陈赓想到陈康就很好理解了。随营学校当然需要好教员，可前线更需要能够把战术真正落到战场上的指挥员。陈康闲不住，陈赓也舍不得让这种人一直留在课堂里。
于是便有了那次要人。朱老总没有否定陈康的作战能力，真正卡住他的，是过去那次纪律问题。能不能打，与能不能放心让他独当一面，其实是两个问题。战场需要猛将，可军事主官不仅要在枪响以后敢往前冲，还必须在任何情况下服从整体安排。
所以陈康最终得到的，不是一步到位的团长，而是386旅17团副团长。这个安排很有分寸：把他重新放回最熟悉的作战岗位，同时又留下一个观察期。换句话说，机会已经给了，接下来能走多远，只能靠陈康自己一仗一仗重新挣。
陈康很快拿出了表现。官方履历记载，他从1940年10月起先后担任17团副团长、团长，后来又担任772团团长。职务变化看似只有几个字，背后的意思却很清楚：曾经失去的信任正在恢复，而且恢复的速度并不慢。
17团后来也打出了名气。1941年5月底，17团3营8连在圪塔村一带与日军激战，连排干部伤亡后，班长继续组织战斗，全连依旧守住阵地。同年6月，这个连队获得“铁十七团钢八连”荣誉称号。陈康带的已经不是临时凑起来的队伍，而是一支真正经得住硬仗的主力团。
再往后看，陈康的路越走越宽。抗战时期，他又担任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抗战胜利后，他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13旅旅长，参加上党、豫西等作战，后来又成为第二野战军第13军副军长。
现在再看1940年的那次要人，最值得琢磨的其实不是陈赓有没有“慧眼识将”，而是当时怎么处理一个“本事很大、错误也很明显”的干部。完全不用，可能浪费一员能打硬仗的战将；马上重用，又会让纪律失去分量。
最终采用的办法很实际：先把人放回合适的位置，让他打仗，让时间和行动来证明。陈康后来重新当上团长、旅长、副军长，并不是当年的错误不存在了，而是他此后的表现说明，他已经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
这也解释了朱老总那句话真正的分量。看一个军事干部，不能只盯着他冲锋时有多勇，也得看他能不能把纪律放在个人情绪前面。陈赓看中了陈康的锋利，朱老总顾虑的是这把刀能不能握得稳。事实证明，经过那段磨炼之后，陈康最终把这两样都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