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毙万恶汉奸张百奎，子弹故意打偏，百姓排队上前，一人拉一两肉。

那天日头毒得能把人皮晒脱，刑场设在镇东头的乱葬岗边上。张百奎被押上来的时候，两条腿拖在地上，像两条灌了沙的破口袋。他以前穿着鬼子给的黄呢子大衣在街上晃荡，腰里别着盒子炮，看谁不顺眼就骂一句“支那猪”。现在那身衣裳早被人扒了去，只剩件脏得看不出颜色的单衣，后背让唾沫星子沤得湿漉漉的。

行刑的是个年轻民兵，手抖得厉害。第一枪响了，子弹擦着张百奎的耳垂飞过去，打碎了后头半截土墙。人群里爆出一声嚎叫，不知是谁起的头，紧接着跟烧开的水似的翻腾起来。“打不准换我来！”“别糟蹋子弹！”那民兵脸白了，第二枪又偏了寸许，打在张百奎肩胛骨边上，血珠子溅出来，跟撒了一把红高粱。

这时老倔头拄着拐棍挤到前排。他儿子三年前让张百奎指认成“抗日分子”，活活让狼狗咬死的。老倔头没哭，只是从腰里摸出把小刀，颤巍巍走到跟前。他没割脸，也没捅心口，专挑大腿后头那块软肉，割下薄薄一条，举过头顶让太阳照着。“我儿要是能瞅见，该知道他爹替他讨了半两公道。”说完把肉条揣进怀里，转身就走，拐棍点地一下比一下重。

第二个是抱着娃的媳妇。她男人被抓去修炮楼，累死就扔在沟里。她割的是胳膊上一小块皮肉，边割边念叨：“当家的，这是给你下酒。”怀里的娃不懂事，伸手要抓那血乎拉碴的地方，被她一巴掌轻轻拍开。

再往后就乱了。铁匠老王拿钳子夹，货郎用剪子铰，有个半大小子没带家什，干脆上牙咬了一小口，呸呸吐着血沫子说：“腥得慌，跟他做人一样臭。”人群排成歪歪扭扭的长龙，前头的人割完下来，后头的人接着上。没人多割，一人就拉那么一两肉，好像约好了似的。地上那滩血越洇越大，引来几只绿头苍蝇嗡嗡打转。

张百奎起初还哼哼，后来声儿越来越细，像漏气的风箱。他眼睛瞪得溜圆，瞅着那些熟悉的街坊邻居，卖豆腐的刘婶、拉车的马秃子、学堂的王先生，一个个面无表情地走过来，在他身上取走点什么东西。那眼神不是恨，也不是快意，倒像在说“原来就这”。到后来他嘴唇动了动，没人听清他说啥，兴许是求饶，兴许是骂人，都不重要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人渐渐散了。地上那具身子已经不成样子，可奇怪的是脸上倒没怎么动，就是颧骨那儿缺了指甲盖大的一块。最后走的是个瞎眼老太，让人搀着摸到跟前，用指甲掐了掐他脚底板，叹口气：“当年你偷我家母鸡，我当你小不懂事。这一下算两清。”

收尸的两人拿席子一卷，抬到后山随便刨个坑埋了。坑边有株野酸枣，刺上挂了几丝肉皮，风一吹一晃一晃的。

这事过去快四十年了。如今镇上的年轻人听老人讲起来，有的咂嘴说解恨，有的皱眉说太狠。可那些亲手拉过一两肉的老家伙们，没一个后悔的。他们不是恨张百奎卖国，国是啥，当年几个庄稼汉说得清？他们恨的是张百奎把乡亲们当砖头踩，踩着踩着还笑。那一两肉拉下来，拉的不是仇，是把憋在肚里多少年的那口浊气，硬生生拽出来扔在地上。

说实在的，这事儿搁今天法律跟前，那叫私刑，叫违法。可搁那个爹死娘嫁人、鬼子烧房子的年月，公道有时候就得靠手指头、刀刃子、甚至牙来量。张百奎是个记号，记号没了，日子还得往前过。只是后来每逢清明，总有人在那棵野酸枣底下放半盅酒，谁也不提为啥，放了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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