拎着两盒刚出锅的肉粽，我站在门市房前，抬头看了一眼招牌，手里的塑料袋直接掉在了水泥地上。
五年没换过的“老面肉包”四个大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崭新、闪着刺眼红光的“麻辣鸭头”。
我退后半步，盯着墙上的门牌号看了三遍。没错，是我的铺子。
推开玻璃门，一股浓烈的卤料味扑面而来。收银台后边，站着个染黄头发、穿花T恤的小伙子。他正把一盆鸭脖往展柜里倒，抬头冲我喊：“哥，要点啥？”
我把地上的粽子捡起来放在玻璃柜台上，盯着他：“我是房东，过来收下个季度的房租。”
黄毛擦手的抹布停在半空，眼睛瞪圆了：“哥你逗我呢？包子铺那对夫妻上个月就把店转给我了啊！”
他转身拉开抽屉，甩出一张皱巴巴的合同拍在桌上。我低头一看，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转让费20万元。
我立刻掏出手机，点开那对卖包子夫妻的微信，拨了语音过去。屏幕转了两圈，弹出一个醒目的红色感叹号。再拨电话，“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机械女声，在不到三十平米的铺子里响个不停。
黄毛这下也急了，把围裙一把拽下来砸在板凳上：“那两口子亲口跟我保证的，说房东同意转租，而且房租永远三千块不涨价！我花了二十万接店，又砸进去八万块搞完装修，周末就要开业，你现在跟我说你不知道？”
我紧紧攥着手机，指关节泛白。这条街上同样格局的商铺，月租早涨到了五千。这五年来，我没涨过他们一分钱。
五年前的冬天，外边飘着雪，那对夫妻背着个褪色的蛇皮袋，女人怀里裹着个刚满周岁、冻得脸蛋通红的孩子，男人把兜里的零钱全掏出来倒在桌上，连五千块的押金都凑不齐，满眼红血丝地求我能把铺子租给他们摆摊。
我看着那孩子皲裂的嘴唇，叹了口气，把桌上的钱推回去大半，只收了一千押金，定下了远低于市场价的三千月租。后来疫情免租、大清早跑三趟派出所帮他们办居住证，我没喝过他们一口水，每次来收租，他们塞给我半袋热腾腾的包子，我今天还特意拎了自家包的粽子来还人情。
结果，人家背着我拿了二十万转让费跑了。
我在店外边点了一根烟，托了他们老家的熟人，辗转打通了男人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没有半点心虚，反而扯着嗓门冲我喊：“我们走之前把这个月房租都提前打给你了啊！你租金本来就比外面便宜，我们收个转让费咋了？你愿意五年不涨租，还能怪我们不成？”
电话挂断了，嘟嘟的忙音震得我耳朵发麻。
一辆洒水车放着音乐开过去，水花溅在台阶上。店里，黄毛重新把围裙系上，指着满墙的新货架撂下底线：“原房东同意的事，我不管真假。我转让费和装修费快三十万砸进去了，你要么按三千一个月继续租我，你要么赔我三十万损失，咱法院见。”
一个月少赚两千，一年两万四的窟窿，我要硬生生吞下去吗？要是硬收房子打官司清退，我的铺子又得空置耗上大半年。
我站在这间我自己的铺子里，看着玻璃柜台上那两盒已经彻底凉透的肉粽。这年头，给别人撑伞的人，最后是不是注定要被淋成落汤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