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朱瑞当着全师干部的面，把115师骂得抬不起头，怒斥“整个师除了卫生工作，一点进步都没有”，还把错全算在了陈光和荣桓头上，甚至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他俩回去“休养”。
 

1940年深秋，山东费县桃峪村的一间屋子里坐满了人。八路军115师的高级干部们从各地赶来，参加一场为期三周的高干会议。主持会议的是代师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
 
 
台下的干部们谁也没想到，这场会开着开着，会变成一场让整个师都抬不起头的批评大会。
 
 
朱瑞那天走进会场脸色就不太好看，他是山东分局书记兼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论职务是山东根据地党的最高负责人。
 
 
朱瑞早年在苏联留过学，回国后做过红军学校教员和军团政委，来山东前任北方局组织部部长。这个人对工作要求高，性子也急。
 
 
会议开始后罗荣桓先做了自我批评，承认工作中存在缺点。但罗荣桓的检讨没让朱瑞消气。朱瑞站起来发言，直接拿“南大顶事件”说事。
 
 
那年夏天天宝山一带有支叫廉德山的游击武装，原本接受了115师改编，后来受汉奸煽动，带着150多人叛变投敌，还杀害了13名115师战士。
 
 
115师组织进攻拿下了阵地，可战斗中一名干部违反了俘虏政策，把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枪毙了。
 
 
罗荣桓事后严肃处理了责任人，也主动向上级报告。但这件事成了朱瑞批评115师的一根钉子。
 
 
朱瑞当着全师干部的面话说得特别重。他说115师入鲁以来，除了卫生工作之外，其他方面一点进步都没有，要想进步必须“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
 
 
这话等于说115师自己干不出名堂，得靠别人推着走。
 
 
会场气氛一下子变了，全师干部被一个分局书记当面骂得抬不起头。脾气火爆的陈光当场拍了桌子，觉得自己和罗荣桓带着部队打了那么多仗，到头来被说得一文不值，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可朱瑞没打算就这么算了。会议结束后没几天，八路军总部也发来电报，对115师领导提出严厉批评。
 
 
上头批加上朱瑞指责，陈光和罗荣桓被架在火上烤。
 
 
10月14日这一天，山东根据地发出了两封电报，前后脚送到延安。
 
 
第一封是朱瑞发的，他把115师的工作批了个遍，说整军和根据地建设处处落后松懈，对领导“失望之至”，最后建议让陈光和罗荣桓“最好给予休养”。
 
 
“休养”俩字听起来客气，实际上是建议中央把这两个人从岗位上拿掉。
 
 
第二封是罗荣桓发的，他承认115师领导“无能已极为严重”，建议让徐向前和朱瑞来兼任师长和政委，陈光改当副师长，他自己去学习或调岗，末尾写了一句“这是我向党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
 
 
两封电报，一封是上级要求拿掉陈光和罗荣桓，一封是被要求拿掉的那个人主动请求把自己拿掉。
 
 
延安那边收到后也觉得意外，同在一个根据地，两个人想法差这么大。中央没马上采纳朱瑞的建议。
 
 
10月18日，毛主席、朱德、王稼祥联名给陈光、罗荣桓、萧华回电，说115师总路线是正确的，鼓励他们安心工作。同日八路军总部也来电，声明之前那封批评电报作废。
 
 
这场风波就这么过去了，但问题的根子还在——山东根据地领导体制一直没完全理顺。
 
 
115师是主力部队，山东纵队是本地发展起来的武装，两支部队互不隶属。朱瑞管党政，陈光和罗荣桓管115师军事，职责交叉，谁也说不清谁该听谁。
 
 
徐向前在的时候还能压住局面，徐向前一走矛盾全冒出来。朱瑞的批评有道理吗？115师入鲁后扩充太快，收编了不少杂色武装，人员素质参差，出过纪律问题。
 
 
但把整个师说成“除了卫生一无是处”确实说重了，这支部队到山东后开辟了鲁南、鲁西、湖西好几块根据地，成绩摆在那里。
 
 
陈光拍桌子有他的道理，朱瑞也有他的难处，作为分局书记得对整个根据地负责，眼看着部队出乱子心里也急。
 
 
中央的调解暂时收了场，但陈光和朱瑞之间的疙瘩没彻底解开。1941年8月中央再次调整山东领导架构，朱瑞继续当分局书记，罗荣桓开始承担更多军事责任。
 
 
1943年中央把115师和山东纵队合并成新的山东军区，陈光调回延安学习，罗荣桓当上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后来又接替朱瑞出任分局书记，山东领导班子才算真正理顺。
 
 
那两封同一天发出的电报差一点改变了115师的命运，但历史没按朱瑞建议的方向走。罗荣桓留在了山东，后来把这片根据地发展成全国最大的一块。毛主席后来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走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