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齐白石在北京刚买下个四合院,正缺个守门的。前清老太监尹春如找上门,拍胸脯说白干活不要钱。
那年齐白石六十四岁,花了两千块银圆在北京西城跨车胡同买下一座小院。院子不大,坐西朝东,三间北屋是主体,格局也不太规整,可青砖灰瓦透着股安稳劲儿。齐白石打小从湖南湘潭出来,当过木匠画过像,四十多岁才正式北漂,租过法源寺的禅房,住过琉璃厂的火神庙,颠沛了半辈子,总算有了个自己的窝。他把北屋靠西那间布置成画室,起名叫“白石画屋”。
房子是有了,麻烦也跟着来。齐白石的名气在京城越传越广,上门求画的、攀交情的、拿假画来蒙人的,每天午饭一过,门口热闹得跟菜市场似的。齐白石这个人,一辈子只对两样东西上心,画画和安静。他最怕的就是灵感正上头,笔还没落下,门外就有人嚷嚷。让家里女眷帮着看门吧,挡不住那些不速之客。贴告示招人吧,来的不是想学画的,就是想借机攀关系的。正犯愁的时候,有人把尹春如推到了他跟前。
尹春如这个人命苦。小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被送进宫里净了身做太监。后来分到肃亲王善耆府上当差。伺候人那套本事:迎来送往、察言观色、辨人高低他烂熟于心。可1911年肃亲王带着家眷逃往大连,把他一个人扔在了空荡荡的王府里。清朝一倒,太监们被扔进社会的夹缝里,走到哪儿都招人白眼。他摆过旧字画摊子,一天到头换不出一顿饱饭。
就这么个落魄到极致的人,站到齐白石面前的时候,腰杆却是直的。他不卑不亢,说自己不要工钱,只管吃住就成。齐白石心里犯过嘀咕,一个太监,能行吗?可考验说来就来。头一天中午,一辆马车停在门口,下来两个穿呢子大衣的南方人,张口说自己是广东商会的,非要见齐老。尹春如不慌不忙,把齐白石头天晚上写的“今日不见客”纸条挂在门环上。对方火了:“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他眼皮都没抬:“知道是谁才不让进。”来人骂骂咧咧走了。第二天又来了个自称齐白石老朋友的,手里拎幅旧画要叙旧。尹春如扫了一眼那画,随口说了一句:“落款怎么跟当年的印章对不上号了?”那人脸色一白,扭头就溜。
齐白石听说这两件事之后,在饭桌上头一回主动开口:“这人,留得住。”
可工钱怎么算?齐白石买房花光了积蓄,手头拮据。尹春如主动提了个法子:“先生平时扔掉的废画稿,要是肯赏我几张,就算工钱了。”齐白石画案上堆满了构图不满意、笔墨没到火候的废稿,在他眼里不过是该扔的废纸。可尹春如懂行,这些东西搁琉璃厂藏家手里,那是宝贝。沉默片刻,齐白石点了头。打那儿以后,每月给几幅画,就算是尹春如的工钱了。
日子久了,尹春如从看门人变成了半个经纪人。京城不少画贩子一到齐家,不直接找齐白石,先拐进门房里找尹春如。他手上攒的那些画稿,价钱比从齐白石那儿拿便宜得多。一来二去,他靠倒腾这些废画赚的钱,比领看门工钱还多。
可要以为尹春如只是个会做生意的精明人,那就太小看他了。有一回,几个外国游客直接推开院门闯进来,态度蛮横,非要让齐白石当场作画,还拿出钞票摆在桌上,言语里带着轻视。齐白石正在屋里画画,被惊扰得脸色很难看,又不善争执。尹春如快步走出来,挡在洋人面前,不卑不亢地说:“诸位先生,齐先生是画家,不是卖画应酬的生意人。作画凭心情、凭意愿,没有强行逼迫的道理。你们未经允许私闯私宅,已经失礼了。请你们立刻离开。”
二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跨车胡同那扇大门,尹春如守了二十二个春秋。他每天早起扫院子,坐在门口守着,谁来了都先问清楚来意。院里种过丝瓜、南瓜、葡萄架,齐白石把这些瓜果菜蔬都画进纸里。尹春如就住在大门口那间小屋,吃饭有人送,一有访客立刻起身应门,从没出过差错。
1956年前后,八十多岁的齐白石已经年老体弱,尹春如也干不动了。临走之前,他找到齐白石,说出藏在心里多年的话:想讨几张画留个念想。齐白石没多话,当场画了几幅交给他。据说还专门画过一把扇面《枫叶鸣蝉》送给尹春如。老人接过画手抖得厉害,眼里有点湿润。一个在王府里见过无数珍玩字画的前清太监,一个给大画家守了二十多年门的老头,最后想要的,不过是几幅画,不为卖钱就为留个念想。
说到这儿我倒想起一件事。现在很多人聊起这段往事,都爱说尹春如多有眼光、多懂行情,靠着攒下的那些画后半辈子吃穿不愁。这话没错,可我觉得把这段情分单纯说成“投资眼光”,未免太薄了。尹春如二十二年没拿过一分钱工钱。那个年代兵荒马乱,有口饭吃、有个地方落脚就不错了。他守的不是一扇门,守的是齐白石那一方安静的画案,守的是一个老画家不被世俗打扰的创作时光。而齐白石呢,一个从木匠一步步熬成大师的人,最懂得什么叫“不易”。他用画来付工钱,不是施舍,是认可。
这段主仆情分放在今天来看,有种说不出的珍贵。现在的人讲究契约、讲究等价交换,什么都要算得清清楚楚。可有时候,人和人之间最重的情分,恰恰是算不清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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