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去世前一日说出的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主要信源：（中国质量新闻网——邓颖超的最后人生：临终前叫"李鹏"）

1992年7月10日晚上，北京医院的病房里，李鹏和夫人朱琳走了进来。

秘书赵炜俯身趴在邓颖超耳边，轻声报告。

床上那个已经极度虚弱的老人，费力地睁开眼，用微弱而沙哑的声音吐出两个字。

“李鹏……”

这是邓颖超一生中最后一句能被人清晰听清的话。

7月11日，她停止了呼吸，享年88。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细节，都会愣一下。

和周恩来相守半生、一辈子最惦念丈夫的邓颖超。

走到生命尽头时最后清晰说出来的名字，不是“恩来”，而是“李鹏”？

可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她和这家人跨越半个世纪的交情，就会明白这声呼唤的分量。

邓颖超和周恩来，是一对没有自己孩子的夫妇。

1925年，新婚不久的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时周恩来在东征前线，她一个人在广州搞妇女工作。

觉得没时间带孩子，就自作主张吃了打胎药，结果大出血，孩子没了。

周恩来回来后第一次对她发了大火。

第二次怀孕，她格外小心。

1927年3月，她在广州分娩时难产，医生用产钳把孩子夹出来，婴儿头颅受伤，生下来就夭折了。

是个男孩。

因为产后极度疲劳，她此后再没有怀上过孩子。

从23岁起，她就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有亲生的孩子了。

可她和周恩来，把这辈子没能给出去的父母之爱，全给了烈士的子女。

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李少石的女儿李湄、钱壮飞的儿子钱江……

这些烈士遗孤，都管他们叫“周伯伯”“邓妈妈”。

李鹏，就是其中一个。

他的父亲李硕勋是革命烈士，母亲赵君陶也是老革命。

1941年，在重庆红岩村，13岁的李鹏和邓颖超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那年他就已经称呼她“邓妈妈”。

从那时起，这份“母子”情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所以，1992年7月10日那个晚上。

当李鹏站在病房门口，邓颖超用尽生命最后一丝力气吐出那声“李鹏”的时候。

她不是在叫一个总理，她是在叫她看着长大的、那个牺牲了父亲的孩子。

这一声呼唤，是母亲对儿子的本能。

这种“放不下”，是她一生的习惯。

1988年她从全国政协主席岗位退下来时已84岁，身体明显衰弱。

那一年因为感冒和肺炎先后住过五次医院。

即便如此，夜里输液时她还会突然问身边工作人员、

孩子们的工作，都还顺利吧？

她说的“孩子们”，是那些在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也是更广义的、她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人民。

更让人动容的，是她给自己安排的后事。

1978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

她让秘书准备好纸和笔，给党中央写信安排后事，提出五点要求。

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公布这些要求。

她在信里写：

“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1982年她又补充了两条。

住房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对周恩来的亲属不给予特殊照顾。

同年11月，她又写了一份没有公开的遗嘱，交代生病无救时不要抢救、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她走的时候，穿的是平时那套旧西装，用的是十六年前周恩来用过的那个骨灰盒。

1992年7月18日清晨，赵炜捧着骨灰盒，乘船驶向天津海河入海口，把骨灰一把一把撒向海面。

她用最彻底的方式，把自己还给了人民。

我觉得邓颖超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当了多大的官。

而在于她把“失去”活成了“给予”。

一般人遭遇失去两个孩子、被宣判永远不能做母亲这样的打击，要么怨天尤人，要么就此消沉。

可她没有。她把这份痛苦转化成了一种更大的爱。

对烈士子女的母爱，对妇女解放事业的投入，对党和国家毫无保留的奉献。

所以，当她在生命最后一刻用尽最后的力气叫出“李鹏”这两个字的时候，那不是偶然。

那是她一生的写照。

她到最后放不下的，还是那些她视为孩子的“孩子们”。

一个真正伟大的人，不是因为站在了多高的位置。

而是因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心里装着的依然是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