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并非战略，不论在伊朗还是别处
本文中就《防务快讯》近日一篇有关伊朗冲突中“空中濒海区”的评论文章提出异议。
作者：戴维·A·德普图拉空军中将（退役）是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他曾参与策划并执行多次重大联军空中战役，军旅生涯中两度担任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
2026年7月15日，美国《防务快讯》(Breaking Defense)报道：
近日《防务快讯》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声称，美国对伊朗打了一场“错误”的空中战争。该文章的核心论点是，美国在伊朗上空赢得了一场高空的“毁灭性空战”，却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输掉了一场低空的“扰断性空战”。其结论是，这场冲突验证了作者所偏爱的“空中濒海区”构想。
两位作者将“空中濒海区”定义为“介于地面部队与高端战斗机和轰炸机之间的空域”。这是对空中领域的人为划分，并非新的作战现实。高端战斗机和轰炸机能够——且历史上也曾在——极低空域活动。无人机、巡航导弹、直升机、巡飞弹药和近程防空系统是确实存在的威胁，但美军条令已通过防空作战、空天防御、基地防卫、反无人机行动、联合火力、电子战以及一体化指挥控制等加以应对。
这就是“空中濒海区”构想的核心缺陷：它将战场空间的某个物理部分误当作一种战争组织理论。空中力量是围绕任务和效果，而不是按任意划分的高度带来组织的。给低空空域重新命名，并不能创造出一个新的作战域，无法厘清责任，也形不成战略——反而可能造成角色和职责的混乱。
美军条令早就认识到，制空权从地面向上延伸，威胁必须在这整个垂直维度上被发现、跟踪、交战并消灭。防御性防空包括采取主动和被动措施，保护部队和关键资产免受飞机、导弹及其他空中威胁的攻击。进攻性防空旨在摧毁或压制这些威胁于发射之前，并打击使之得以遂行的各类系统。联合空中作战集成了监视、指挥控制、电子战、压制敌防空、空中遮断、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防空反导等行动。术语可能随技术演进而变化，但这个作战问题既不新颖，也并非没有条令归属。
因此，“空中濒海区”这一标签除了引起人们对一系列熟知且日趋严峻挑战的关注之外，几乎毫无助益。低成本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可利用地形、杂波、小信号特征、被压缩的交战时间窗口以及不利的成本交换比。这些现实要求投资于持续感知、可承受的拦截器、定向能和电子战手段、机动防御、被动防护、弹性基地以及更深的弹药储备，而不是在地面部队和“高端”飞机之间发明一个单独的概念区域。
事实上，这一构想可能因将空中领域割裂为人为的区块而使问题更加复杂。空中威胁并不遵守概念上的边界——在300英尺飞行的无人机、在100英尺飞行的巡航导弹、在30000英尺的战斗机，以及从太空再入的弹道导弹，都可能同属一次协调攻击。挫败此类攻击，需要统一的作战态势图、一体化的指挥权限、分层防御，以及对发射装置、指挥节点、传感器、生产场所、后勤及保障网络发起进攻性行动。按高度来切分问题，只会模糊而非揭示这些联系。
“两场空战”的说法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错误。它将“史诗之怒”行动切割为一场高空毁灭战争和一场低空扰断战争，并宣称后者更具决定性。然而，“毁灭”与“扰断”是效果，而非高度带。二者均可以从高空、低空、地面、海上、网络空间或天基系统产生。重要的是这种效果能否推进战役的军事目标及其所服务之政治目的。
霍尔木兹海峡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空中濒海区”的标签令人困惑多于实用。
航行自由无疑至关重要，但维护航行自由本质上是一项联合与联盟任务。海军提供制海、护航、水雷对抗、海上拦截和持续存在。空军探测并打击发射网络，压制导弹和无人机威胁，保护己方海上力量，瘫痪敌方海上力量，实施监视并打击指挥控制节点。陆军贡献地基防空反导以及基地与基础设施防护。太空与网络能力支援探测、跟踪、通信、瞄准和阻断。外交、经济压力、情报及商业航运协调同样不可或缺。
将海峡上空及周边区域称作“空中濒海区”，并不能明确谁指挥这些活动、哪个军种承担特定使命、权限如何授予，或能力应如何整合与提供资源。它不过是将一个凭空杜撰的标签贴在一个联合海上安全问题上。更糟糕的是，它随后将这一联合问题的持续存在归咎于美国空中力量的失败。
这一叙事制造了明显的分析双重标准。作者将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视为有效“空中力量”的证据——前提是这些系统干扰了商业航运。然而，当海峡仍处于争夺状态时，他们并未将结果评估为联合部队作战、海上战略、水雷战、基地防御或跨机构整合的短板，反而将失败主要归咎于美国空中力量：伊朗的能力在支持“空中濒海区”论点时被宽泛地计入空中力量，而在未达成预期结果时，美国的责任却被狭隘地限定在空军身上。
最为危险的是，这一论述的逻辑终点会造成一种虚假的选择：在高端空中力量与应对低成本威胁的防御之间二选一，而美国两者都需要。
美国需要隐身、远程精确打击、空中优势、电子攻击和穿透性监视来挫败先进的对手系统，同时也需要可负担的规模、机动分层防御、反无人机能力、被动防护和弹性后勤，以承受分布式攻击。这些是互补的需求。一支仅针对能力最强的系统进行优化的部队是不完整的，但一支主要围绕击败低空无人机而构建、同时忽视敌方战斗机、轰炸机、导弹、一体化防空系统和指挥网络的部队，同样不完整。
一个有用的概念应当改进决策。它应阐明威胁的性质，确定责任组织，建立指挥关系，指导部队设计，并帮助指挥官整合能力以实现既定目标。“空中濒海区”一样也做不到。它没有定义一个新的作战域、新的使命，或现有条令无法涵盖的空白。至多，它凸显了低空威胁的规模日益扩大且成本越发低廉——这是一项重要认识，但不足以成为重组美国空中力量思维的基础。
与其试图创立新定义，更有益的努力是改进现有条令的执行。这意味着加强一体化防空反导；提高对小型、慢速和低可观测目标的传感器覆盖；拓展电子和非动能摧毁选项；加速指挥控制决策；保护基地与港口；并打击产生威胁的敌方系统。这也意味着在各联合组织间清晰分配职责，并确保空中、陆上、海上、太空和网络空间能力作为一场统一战役行动而非各自为战的军种努力来运作。
“史诗之怒”行动或许能就部队设计、战备、海上安全，以及如何持续防御廉价武器等挑战提供诸多教训。这些教训值得仔细研究。
但核心教训并非美国打了一场“错误”的空战，而在于战役必须围绕明确界定的政治目标及跨域效果整合来设计。空中、陆上、海上、太空、网络、情报、经济压力和外交必须同步协调，以达成预期结果。将空中领域划分为时髦的子类别，丝毫无助于满足这一要求。
“空中濒海区”是在需要明晰之处制造的概念杂音。它给美军条令业已涵盖的空域、威胁和使命贴上了一枚新标签，并不能替代战役设计、联合整合，或为达成清晰政治结果而谋划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