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驻华大使馆公然越界施压，借着在华交流活动，连续提出多项无理特权要求，妄图在我国境内索要超国民待遇，贪心程度离谱到让人难以置信。7月31日，北京举办了一场印度驻华使馆开放日活动，印度新任驻华大使魏嘉盟，带领一众使馆官员，专门和常驻国内的印度籍人员座谈交流

7月31日，北京的印度驻华使馆里坐满了在华印度人员。表面上，这只是一次使馆和本国侨民面对面交流的开放日，但几个被摆上桌面的问题，很快把讨论带到了一个更敏感的位置：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便利，到底应该便利到什么程度？
先把事实说清楚，魏嘉盟今年5月2日正式就任印度驻华大使，7月31日，使馆举行近年来首次开放日，与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印度人员交流。当天被集中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社交平台上涉及印度的负面内容、印度专业人士来华工作的困难，以及部分随行配偶无法直接就业。
这里必须划一道线。现有公开报道显示，这些内容首先是参加活动的印度侨民提出的“关切”，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明印度驻华使馆正式向中国政府递交了所谓“三项特权清单”。
但这些问题为什么引发争议，也不难理解，因为其中不少诉求碰到了中国自己的网络管理、外国人就业和居留制度。拿网络问题来说，魏嘉盟回应侨民时表示，中国有关方面也注意到网上针对印度的部分不实和攻击性内容，使馆会继续利用官方账号发布信息，并举办印度文化、美食等活动。
这个表态，与要求中国“不允许网友批评印度”不是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网络空间当然不是没有边界，但这条边界依据的是中国法律，而不是外国使馆的喜好。
正常评价一种饮食、文化或者社会现象，与造谣、侮辱、捏造事实存在明显区别。7月21日，上海警方就曾对网上流传的所谓“印度员工控制企业核心代码”等虚假信息采取行动，相关造谣者被依法处理。

所以真正的原则很清楚：涉及违法信息，该管就依法管；属于正常社会讨论，外国机构不能要求中国按照某个国家的感受重新划定言论尺度。使馆可以说明情况，可以澄清事实，但中国自己的网络治理规则，不可能由外国机构代替中国有关部门决定。
再看更现实的就业问题，在华印度人员反映，部分印度专业人士获得工作机会以及办理有关手续存在困难。但公开报道没有给出一组可以核实的官方数据，证明中国正在专门针对印度人大规模收紧工作许可。
因此，把个体感受直接说成中国出台了“针对印度人的新限制”，证据同样不够。中国现行规定对外国人就业写得很明白。
外国人在中国工作，需要依法取得相应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也必须按照规定办理手续。这套制度面向所有外国人员，并不是因为一个人来自印度才单独增加门槛。

争议更集中的，是配偶就业，有些随印度专业人士来到中国的家属，希望能够更方便地在中国找工作。但“作为家属获得居留资格”和“自动取得就业资格”本来就是两回事。
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相关规定明确，外国人的随行家属不能仅凭家属身份直接就业，需要就业时仍应按照规定办理许可和身份手续。这也是为什么，把“希望手续更方便”说成合理诉求没有问题，但如果进一步要求家属不经正常程序便可自由就业，那就涉及改变中国现有管理制度。
是否调整这套制度，应当依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和法律规定，而不是因为某一个外国社群提出意见，就专门开一条绿色通道。7月22日，中印外长在马尼拉会面时，双方都谈到继续恢复交流与合作。
路透社报道，中印直航已经恢复，印度方面也在加快部分中国商务人员签证审批。魏嘉盟在7月31日的活动中也提到，印度方面准备进一步简化中国公民申请印度签证所需材料。
这个细节不能忽略，因为它说明目前双方都在尝试解决人员往来的实际障碍，而不是单纯一方不断向另一方索取便利。到了8月6日，中印又在新德里举行第36次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
双方讨论了边境管控、机制建设和跨境合作等问题，并同意继续保持外交和军事渠道沟通。中印人员往来越多，签证、工作、企业用人、文化摩擦等问题自然会增加。
印度驻华使馆替本国公民收集意见，本身属于正常领事工作；但任何外国机构提出的意见，一旦进入中国就业、网络治理和社会管理领域，就必须服从中国法律，不存在谁因为国籍不同就天然拥有额外权限。截至8月12日，没有公开的中国官方信息显示，中方已经因为这次开放日改变针对印度公民的就业规则，也没有证据显示中方接受了所谓“三项特殊待遇”。
因此，这件事情真正值得盯住的不是情绪化标签，而是以后印度方面会不会把侨民提出的意见进一步变成正式外交诉求，以及双方能否坚持对等原则解决实际问题。在我看来，中印之间恢复人员和经贸交流是正常趋势，但“恢复交流”和“降低原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