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战后遭不公对待心灰意冷，刘亚楼谭政苦劝两小时仍留不住，这位东北猛将为何执意要去后方当军分区司令？
一名主力师师长，正是能打仗的时候，却主动提出离开野战部队。更让人意外的是，总部两位重要干部刘亚楼、谭政亲自找他谈了两个小时，依然没能改变他的主意。
这个人就是王兆相。
1947年夏季攻势期间，东北民主联军再次攻打四平。四平是铁路交通要地，守军依托城墙、街垒、楼房和碉堡组织防御。部队一旦进入城区，许多战斗不是在开阔地冲锋，而是在街道、院落甚至一栋栋房屋之间反复争夺。
六纵十八师后来投入这场硬仗。王兆相作为师长，面对的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前面每推进一步，都可能付出伤亡，而命令下来以后，部队又必须继续向前。
十八师并非临时拼起来的队伍。它的不少骨干跟随王兆相从山东进入东北，此前已经参加过多次作战。对王兆相来说，这些人不只是花名册上的数字，其中许多人是跟着自己一路打过来的老部下。
所以四平战斗结束后，他首先看到的不是地图上推进了多少，而是部队少了多少熟悉的人。
伤亡带来的情绪，还能靠时间慢慢消化；真正让他难以释怀的，是战后部队所处的情况。围绕作战评价、部队补充等问题，王兆相认为十八师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重视并不相称。
一个师长替自己争几句，事情并不大；可如果他认为部下拼了命，最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那感觉完全不同。带兵多年的人，最难面对的往往不是自己的升降，而是战士回头问一句：这一仗我们到底算什么？
王兆相性格又比较直。心里有疙瘩，他很难装作没发生过。
于是，一个看起来不太符合常理的念头出现了：不留主力师了，去军分区。
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野战部队意味着什么。恰恰相反，他太清楚了。留在十八师，下一轮战役仍可能冲在前面；继续担任主力师长，也意味着以后还有大量立战功的机会。主动离开，相当于自己放下了最容易出成绩的位置。
消息报到上级以后，引起了重视。
当时东北战场正在发生明显变化。1947年夏季攻势结束以后，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规模越来越大，随后还要组织新的攻势。这个时候，成熟的师级军事干部很重要，尤其是经历过长期实战、能够独立指挥部队的人，并不是随便就能补上的。
王兆相偏偏就是这样的人。
刘亚楼当时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谭政负责重要政治工作。为了把王兆相留下，两人专门同他长谈，前后两个小时。
没有激烈争执，也没有什么戏剧化的场面。核心意思其实很清楚：有意见可以解决，部队正在用人，希望他继续留在主力作战系统。
可王兆相没有改变决定。
这时候再看他的选择，会发现他并不是在挑一个更舒服的岗位。战争年代的军分区远没有“坐后方”三个字听起来那么清闲。
军分区需要组织地方武装，需要补充和训练兵员，还要维护交通线、筹集物资、配合主力部队行动。前线一个师能不能及时得到新兵、粮食和运输保障，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后方体系。
而这些工作，王兆相并不陌生。
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先后干过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的军事工作。换句话说，他去第五军分区，并不是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位置上，而是重新干起自己过去熟悉的工作。
这一点，反而更能解释他的想法。
他不是准备离开军队，更不是准备退出战争。他只是认为，既然自己在十八师继续干下去心里已经不痛快，那就换个岗位。前方打仗是工作，后方组织兵员、保障部队，同样是工作。
最终，王兆相离开六纵十八师，出任第五军分区司令员。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四平一战以后，这位师长便彻底退出了一线。可王兆相后面的经历，恰好证明事情不是这样。
不久之后，他重新担任师级军事主官，出任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十三师师长。到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他仍然带兵作战。此后部队改编，他又担任第四十九军第一六二师师长，跟随大军从东北一路南下。
这个变化很重要。
它说明1947年的王兆相并不是“不愿意打仗”。如果怕打硬仗，他后来完全可以继续留在地方部队，没有必要重新回到野战师，更没有必要继续南下作战。
真正让他离开十八师的，是一个老带兵人很难绕过去的问题：自己能受委屈，手下的人怎么办？
后来有人觉得，他红军时期就当过师长，十几年过去还是师长，替他的职务进退感到不平。王兆相自己反而看得比较淡，认为个人职务如何安排，由组织考虑。

1955年，王兆相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后他长期从事军事院校和工程兵方面的工作。2009年6月3日，王兆相在北京逝世，走完百余年人生。
回头看1947年的那次转身，就更容易明白刘亚楼、谭政为什么谈两个小时仍然没能把他留下。
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想讨价还价的人。
如果只是职位问题，换一个职务也许就能解决；如果只是个人荣誉，多说几句安慰话也可能过去。王兆相当时真正放不下的，是跟随自己打仗的那批人，是一支部队流过血以后应该得到怎样的对待。
前方需要有人冲锋，后方也得有人撑住。
王兆相只是把自己从一种责任，挪到了另一种责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