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9岁的女知青黄丽萍，隐瞒自己显赫的身份，心甘情愿的在北大荒劳动。10年后，她放弃回城的机会，安心在乡下生活。谁料，一封信的寄来，打破了她平淡的生活。
1979年前后，许多在东北生活多年的知青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到原来的城市。黄丽萍却迟迟没有动。宁波是她出生长大的地方，父母和亲人也在那里，可她低头看看身边的丈夫和孩子，又觉得“回城”两个字远没有旁人想得那么简单。
恰在这样的日子里，家里的信又来了。黄丽萍后来回忆，父亲黄思深有时会写信，问的并不复杂，无非是家里好不好，有没有困难。放在平时，这只是一封普通家书；可到了大家纷纷返城的时候，故乡、父母和自己的前程，一下全被这几句话重新带到眼前。
十年前，她可不是带着“这一辈子留在农村”的打算来的。黄丽萍1950年出生于宁波，1969年10月3日，她与一批宁波青年抵达黑龙江集贤县升昌人民公社友好生产大队。那年她19岁，年轻、好奇，自己报了名，还觉得去东北看看挺新鲜。
真正到了村里，她才发现日子和想象完全不是一回事。眼前是一片泥草房，生活条件很简陋。她后来很实在地承认，刚来时也后悔过。这个细节反而让她的经历更真实，她并非不知道苦，也不是从第一天起就把艰苦生活想得多么浪漫，只是来了以后没有轻易离开。
村里人起初也不知道她父亲的具体经历。黄思深1930年参加赤卫军，1931年参加红军，后来长期从事航空和海军航空工程工作，曾任东海舰队航空兵工程部部长，属副军职干部。可黄丽萍在生产队里没有什么特殊待遇，该干活照样干活，该挣工分照样挣工分。
到了1971年，她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当地人给她介绍了一名同生产队青年，对方比她大4岁，干活利索，当过出纳员、记工员和小队长。男方家境并不好，家里还有欠账。当地结婚有人会要手表和现金作彩礼，黄丽萍却什么都没有要，就这么成了农村媳妇。
婚后的生活更谈不上轻松。婆婆守寡多年，家里还有其他人口，一家人的吃喝都落在工分上。丈夫一个人挣的不够，黄丽萍也必须下地。夫妻俩一点点干活，把家里欠生产队的钱慢慢还清。她从一个宁波姑娘，真正变成了每天围着土地、粮食和孩子转的农村妇女。
1973年，她才第一次回宁波。不是不想家，而是回一趟家太贵。当时一张火车票要80元左右，路上差不多五天四夜。她没有独自回去，而是带着丈夫和孩子一起进了家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到了这时候，她和北大荒之间已经不只是“知青和插队地”的关系，她在那里已经有家了。
后来家庭条件发生变化，父亲也恢复工作，但黄思深没有替女儿四处找关系。黄丽萍多年以后提起父亲，记得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不走后门”。家中几个子女的工作，大多让他们自己解决。父母偶尔会寄点钱，问问困难，却没有把女儿的人生重新安排一遍。
因此，到了1979年，摆在黄丽萍面前的根本不是“城里舒服、农村辛苦”这么简单的一道选择题。她已经结婚8年，孩子尚小。宁波那边住房并不宽裕，她回去后工作怎么办，丈夫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每一件都是现实问题。一个19岁姑娘可以背起包出发，一个29岁的母亲却不能只考虑自己。
她也不是完全没有接触过改变身份的机会。按照她后来的回忆，大约在1978年前后，一家人的户口一度迁到升昌镇，改吃供应粮，当时也有人提过给她安排工作。但因为孩子小等原因，事情最终没有办成。到1990年，一家人的户口又迁回了农村。
正因为这些细节存在，黄丽萍选择留下才更值得琢磨。她不是面对一条铺好的城市道路故意转身，也不是一句豪言壮语就决定终身。她面对的是一连串具体的小事：没有合适工作，家里人口多，丈夫在农村，孩子需要照顾，而自己也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那封来自家里的信，让她重新想起宁波，却没有把她从黑土地上带走。父母当然牵挂女儿，女儿也不会忘记父母，但生活十年之后，她人生的重心已经悄悄换了地方。她后来回宁波并不少，只是间隔很长，早年甚至七八年才回去一次。
最苦的时候也远没有随着知青返城而结束。她记得有一年遭了雹灾，粮食不够吃，一家人就在开春化冻后去地里刨冻土豆，把坏的地方去掉，洗净、晾干，再磨成粉吃。具体是哪一年，她自己在晚年采访中已经记不清，只记得那阵子村里家家都困难。
2009年8月20日，采访者来到友好村时，黄丽萍已经快60岁了。院子里既有老草房，也有后来盖起的红砖房，还停着一辆拖拉机。丈夫已经64岁，仍会出去做瓦工。那个从宁波来的姑娘，头发已经白了，却仍习惯梳着两条细辫子。
她再回宁波见中学同学时，彼此已经分别40年。同学认出她后说，人还是那个样子，就是头发白了。更有意思的是，在东北住得太久，她连宁波话都忘掉不少，只能说上几句。
回头再看那封家书，它之所以会打破平静，不是因为一封信能突然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是它让黄丽萍不得不重新问自己：宁波和北大荒，到底哪里才是家？她最后没有用一句漂亮话回答，而是继续留在那片土地上生活。这个选择，一做就是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