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粟裕正在家中休息，警卫员报告，有个江西来的老同志，叫陈兴发，说要见您。粟裕听完大吃一惊，他怎么可能还活着？
真正让粟裕愣住的，不只是“陈兴发”这个名字，而是这个名字隔了四十多年，竟然又从门外传了进来。在他的记忆中，那个年轻的红军营长早已倒在枪火里。如今人到了北京，还要亲自来看他，这种错愕很难用一句“老战友重逢”说清。
1977年，陈兴发随江西红军长征老干部进京参加有关纪念活动。结束集体行程后，他去看望过去的老首长、老战友。也正是在这一次进京期间，他与粟裕再次见面。陈兴发子女后来留下的回忆，明确记载了他这一年的北京之行。
把时间往前推，陈兴发和粟裕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从浙南游击战突然开始的。1929年底，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红军队伍来到江西贵溪裴源一带，年轻的陈兴发瞒着家里报了名，从此离开乡村，走进红军队伍。
几年打下来，他从普通战士成长为基层指挥员。到1935年，陈兴发已经担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就是红十军团的营长。那时粟裕担任红十军团参谋长，两人在同一支队伍里经历了最艰难的一段行军和作战。
这一年的局势有多险？红十军团在怀玉山地区遭到重兵包围，主力受到严重损失。粟裕率少数部队突出重围，随后以保存下来的力量为基础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继续开展游击斗争。挺进师成立时只有500余人，补给和通信条件都非常困难。
陈兴发也随粟裕等人进入挺进师。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后来的一次战斗。陈兴发子女回忆，战斗中一颗子弹打入他的左眼，并穿过头部，伤势极重。当时得到的判断，是这个营长已经牺牲。粟裕因此一直把他的名字放在阵亡战友之中。
可陈兴发没有死。
那种伤放在今天听来都让人觉得难以想象，更不用说当年缺医少药的游击环境。陈兴发从重伤中活了下来，经过治疗和休养，到1936年身体有所恢复。此后，他又转到赣粤边一带继续参加游击斗争。
问题也由此出现。战争时期部队分散转移，番号变化频繁，人员伤亡、失散的消息很难及时更正。一个人在某次战斗后被认定牺牲，后来虽然幸存，却不代表原来的所有战友都能马上得到消息。陈兴发活下来了，可粟裕心中的那份“阵亡名单”并没有随之改过来。
抗战时期新四军成立以后，陈兴发又在陈毅身边承担过警卫和联络任务。这样的工作看起来不像正面冲锋，却同样危险。传递情况、通过封锁线，经常需要改变装束和身份，陈兴发过去长期在基层作战的经验，在这种任务中派上了用场。
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后，组织上安排陈兴发担任华东军区交际处副处长，并兼任军区第一招待所所长。按照这样的经历继续留在城市工作，顺理成章。但陈兴发后来提出，希望回江西参加建设。
1952年，他被安排到革命老区宁冈工作。当地曾希望把他留在县政府，他没有接受，后来到了县供销社任主任。这个变化很有意思：过去带兵打仗的红军营长，放下枪以后，面对的是山里的油盐布匹和群众生活。
他和供销社职工一起挑着担子进山，走村串户送东西。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场面，甚至很容易被淹没在日常生活里。可这恰恰是陈兴发战后几十年中很重要的一段——他没有靠过去的资历把自己隔在普通群众之外，而是把日子过回了基层。
所以到1977年，他重新出现在粟裕面前时，两个人已经走过了完全不同的四十多年。粟裕经历长期军旅生涯，陈兴发则从战场走到地方基层。年轻时那个被子弹打中头部、被误认为牺牲的营长，此刻已经是满身旧伤的老人。
粟裕为什么会大吃一惊？答案其实就藏在1935年的那场重伤里。他记住的是一个没能从战场上带回来的部下，而站在眼前的，却是那个部下本人。几十年的信息断层，在一间屋子里突然被接上了。
比重逢本身更耐人寻味的，是陈兴发后半生的选择。他活下来后并没有离开革命队伍，后来又主动回到江西，在基层岗位工作多年。1980年初，陈兴发因早年的头部枪伤复发去世，随后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多年以后，这段经历仍没有随着当事人的离世消失。2016年烈士纪念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纪念活动时，陈兴发的后代陈海宁仍以老红军后人的身份参加活动，谈到前辈留下的精神财富。
再看1977年的那次见面，最打动人的地方并不复杂。战场上的一次误判，让粟裕以为一位老部下已经永远留下；而那个“牺牲”的人却带着伤继续走完了几十年人生。等他们再次握手，年轻时的枪声早已远去，可彼此记住的，仍是当年一起走过险境的那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