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张仁初因为旧伤复发，自1954年起就在青岛长期离职休养，没有担任军队实职。所以当军党委征求他意见时，他觉得自己这几年没做新贡献，职务也停滞了，能授少将就不错。最终却被授予中将，纯粹是中央念及他的赫赫战功。
如果只把目光放在1955年，张仁初确实不像一个“热门”的中将人选。那一年，他没有在部队一线忙训练，也没有坐在军部主持工作。更多的时候，他是在青岛养病。
这恰恰是张仁初授衔最值得细看的地方。军衔落到他头上，衡量的并不是他1955年正在做什么，而是过去二十多年，他究竟扛过多少硬仗、担过多少重任。
张仁初自己却没往这方面多想。
1954年9月开始，他因多年战伤和疾病影响，在青岛离职休养。相关生平材料记载，他战争年代曾经负伤11次。对一个从20岁上下就长期在作战部队的人来说，这些伤到了中年以后集中发作，并不奇怪。他从朝鲜战场回国只有两年，身体便已经很难继续承受原先那种工作强度。
所以，组织征求个人意见时，他把自己的预期压得很低：这几年没干出新的成绩，又长期脱离一线，能够评个少将，已经可以了。
张仁初看的是自己的“现在”，评衔时需要看的却是他的“全部”。
把时间往前推20年，答案慢慢就清楚了。
长征途中，红军要突破甘肃南部的腊子口。这里山势险峻，道路狭窄，守军占据有利地形，正面进攻非常困难。张仁初当时担任营长，率部参加突击，所属部队连续进行6次强攻，随后与迂回部队形成夹击，最终夺取关口，为主力继续北上打开通道。
这一段经历很重要，因为它能看出张仁初后来几十年带兵的一个特点：遇到难打的地方，他往往就在最靠前的位置。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种作风没有改变。
1939年5月，115师师部以及地方机关在山东肥城陆房地区遭到日伪军重兵包围。张仁初当时担任686团团长。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686团承担起重要阻击任务，连续打退多次进攻，为师部和地方机关突围创造条件。
这不是一场单纯比谁攻得快的战斗。真正困难的是，四周都有敌军，既要顶住正面的压力，还得给被围部队留出撤离的空间。根据人物生平记载，陆房战斗中，部队连续打退敌军9次冲击，最终掩护师部和地方机关安全突出包围。
再往后看，张仁初已经不只是带一个团冲锋了。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参谋长、司令员，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洛阳等战役。1948年豫东战役中的开封作战，第8纵队与第3纵队组成攻城集团，张仁初率部从新南门方向率先突破，随后继续扩大战果。
到1949年，他担任第三野战军第26军军长，参加渡江、上海等战役。也就是说，从红军时期的营长，到抗战时期的团长，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纵队司令员、军长，他不是靠某一场仗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一层一层从战场上打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仁初本可以稍微安稳一些，但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
1950年，第26军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入朝作战，张仁初继续担任军长。此后，第26军参加第二次、第四次、第五次战役以及后续阵地防御作战。第四次战役期间，该军在议政府、抱川、涟川一线实施机动防御，连续作战38昼夜。
后来，第26军又转入五圣山、平康一带坚守。朝鲜战场不仅考验指挥员怎样进攻，更考验怎样在炮火和恶劣条件下保存部队、守住阵地。到了1952年，26军完成任务回国，张仁初几十年连续征战的生活也终于慢了下来。
问题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年轻时负伤，他还能扛；年龄增加以后，身体开始“算总账”。旧伤、疾病叠加，使他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长期待在部队。1954年9月以后，他开始在青岛休养，一直持续到1962年。
于是就出现了1955年授衔时那个很有意思的反差。
从眼前看，他已经离开一线；从军旅经历看，他又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路打到抗美援朝的老将。一个评价的是短期状态，一个衡量的是长期贡献，两者自然不能画等号。
而1955年首次大规模评定军衔，本来就是一项需要全军统一衡量的工作。军衔既体现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责，也具有国家给予军人的荣誉性质。对于那些经历多个战争时期的高级指挥员，仅仅因为授衔前几年身体不好，就把几十年的经历压缩成一个当时岗位，显然无法完整反映其贡献。
因此，张仁初自己觉得少将已经足够，最终得到的却是中将。
1955年，他正式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同时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三种勋章放在一起看，其实比单独讲一场战役更直观：他的军旅经历横跨了几个重要历史阶段。
这里最容易产生的误会，是把“授衔时正在休养”理解成“过去几年没有任职，所以军衔应该降低”。事实上，对张仁初这样的老将而言，1955年不过是漫长军旅生涯中的一个时间点。

这份军衔真正记录下来的，不是1955年那个正在青岛休养的张仁初，而是此前二十多年里，一次次出现在险关、包围圈和前沿阵地上的张仁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