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给予王宏坤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的正式决定，1988年授予他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7月15日，王宏坤拿到的是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对一个1929年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老将来说，这个“二级”很容易引起注意。真正的答案，却不能只从授章当天找，而要往前翻到1984年，还要看看当年刚刚建立的授章规则。
1984年4月6日，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王宏坤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再往前追，1977年他已经被免去海军第二政治委员职务，后来又被撤销这一职务。到了1988年，他早年的革命资历、上将军衔以及后来受到的处理，都进入同一套制度标准之中。
这里有个细节尤其容易被说偏。王宏坤得到二级红星章，并不能简单概括成“因为留党察看，所以少了一级”。1988年的正式规定写得很具体：1937年7月6日以前参加革命、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离休干部，本来属于一级红星章范围；但此后受到降职、降级或者撤职处分的，则有二级红星章的相应规定。
把规则和王宏坤的履历对在一起，事情便清楚多了。他参加革命很早，军衔也高，但后来确实有撤职等处理。因此，1988年的那枚二级红星章，既留下了战争年代的功绩记录，也体现了对其完整经历的制度评价。
王宏坤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高级指挥员的位置上。他1909年出生于湖北麻城，少年时家境贫寒，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1月参加红军。刚入伍那些年，他从排长、连长一步步干起，许多职务都是在实战中升上来的。
1930年攻打罗山县城时，王宏坤所在部队担负主攻任务。战斗发动前，他登上云梯，将城墙垛口用于照明的油灯打灭，为部队夜间进攻创造条件。这样的细节，比一句笼统的“作战勇敢”，更能看出他年轻时经历的战场是什么样子。
几年以后，他的身份已经完全不同。1933年，王宏坤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随后参加川陕苏区作战，又经历长征。抗战开始后，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旅长，后来长期在冀南地区工作，参与平原游击战争。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他还参加了正太、平汉铁路破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进入一个重要阶段。1947年，王宏坤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率部越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地区。1948年邓县战役中，部队歼灭守军约7000人；同年的襄樊战役，他统一指挥多支部队，攻克樊城、襄阳，歼敌2.1万余人，并俘获康泽。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后来评价王宏坤时，很难用一句简单的话盖棺定论。战争年代打过哪些仗、承担过什么任务，都有明确记录；后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同样有正式处理。前者不能替后者开脱，后者也不会让已经发生的战功凭空消失。
1950年4月，王宏坤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岗位，出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那时人民海军刚刚起步，从舰艇、人员到训练和管理体系，都在建设过程中。他从长期在陆地作战的高级将领，转入海军领导岗位，参与了人民海军早期组建工作。
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时，王宏坤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三枚一级勋章对应着他此前不同革命战争阶段的经历，也说明他的老资格不是后来附加出来的，而是多年军旅生涯积累下来的。
1966年3月，王宏坤任海军第二政治委员。此后在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1977年离开这一领导岗位后，有关问题继续经过审查和处理，最终在1984年4月6日形成明确的党纪处分结果。到了这一步，事情有了正式结论，而不再只是外界议论。
四年后出现的功勋荣誉章，性质并不相同。1988年建立相关制度，目的之一就是表彰军队离休干部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历史功绩，但它并不是不分情况统一授章。参加革命的时间、过去所授军衔以及后来是否受到降职、降级、撤职等处分，都有具体规定。
所以，王宏坤身上的两个时间点不能互相替代。1984年的处分针对的是后来已经作出结论的问题；1988年的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则是在承认早期历史功绩的同时，按照当年的制度条件确定等级。一个是纪律处理，一个是功勋荣誉评价，看的并不是同一段经历。
晚年的王宏坤逐渐离开军队领导岗位，把不少精力放在整理过去的战争经历上，留下《忆我的红军生涯》《再忆征战生涯》等文字。1993年8月20日，他在北京病逝，终年84岁。
从黄麻起义中的年轻参加者，到红军军长、八路军将领，再到参与人民海军初创、成为1955年开国上将，王宏坤前半生经历了漫长战火；到了晚年，他又经历了撤职、党纪处分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的授予。
也正因此，看王宏坤不能只抓住一枚勋章，也不能只停在一纸处分上。1984年和1988年这两个节点放在一起，真正留下的是一条很清楚的界线：历史上的贡献照实记录，后来发生的问题按规定处理。功归功，处理归处理，各有依据，也各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