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病毒学家顾方舟，瞒着出差的妻子，将一管液体滴到不满一岁的儿子嘴里：“孩子，为了全中国亿万婴儿的生命，爸爸只能对不起你了！”

真正让人揪心的，是顾方舟非常清楚这管液体意味着什么。当时研制的是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脊灰俗称小儿麻痹症，主要威胁儿童，一旦造成神经损伤，可能留下终身瘫痪。1955年江苏南通暴发疫情，1680人突然瘫痪，患者多数是儿童。面对这种当时无法治愈的疾病，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尽快找到有效的预防手段。

1957年，顾方舟开始负责脊灰研究。摆在团队面前的有两条路：灭活疫苗技术相对成熟，却需要多次注射，价格和接种成本都高；减毒活疫苗便宜、便于大规模使用，但安全性还需要验证。顾方舟最后选择后者，因为他考虑的不是实验室里能不能做出来，而是中国数量庞大的儿童最终能不能真正用得上。

到了1959年12月，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成立，顾方舟任组长。不久，液体活疫苗研制出来。动物试验过关后，还必须进入人体试验。顾方舟和同事先自己喝下疫苗溶液，一周后没有出现异常。可这一步依然回答不了最关键的问题：成年人没事，儿童是否同样安全？

因为真正需要接种的，恰恰是孩子。1960年，顾方舟把不满周岁的儿子小东列入第一批儿童试验。实验室其他研究人员随后也让自己的孩子参加。权威记载提到，那30天里，孩子的一个喷嚏、一次踉跄都会让大人紧张。观察期结束后，孩子生命体征正常，第一阶段儿童临床试验通过。

这件事最值得讨论的地方，不是把科学研究写成一次“赌命”。在疫苗能够大规模使用之前，研究人员必须回答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顾方舟承担的特殊之处在于，当风险无法绕开、又必须有人迈出儿童试验这一步时，他没有先让陌生家庭承担，而是把自己的孩子放了进去。

随后，验证范围继续扩大。到第三期临床试验时，受试儿童扩大到450万人，北京、天津、上海、青岛等地的监测结果显示发病率出现明显变化，疫苗具备进一步推广条件。1960年底，首批500万人份疫苗在全国11个城市推广。

顾方舟随后又发现一个现实难题：液体疫苗需要低温保存，而当时国内冷链条件有限。疫苗即使有效，如果送不到基层儿童嘴边，价值仍然会被限制。

于是团队继续改剂型。1962年，固体糖丸疫苗研制成功；1964年开始在全国推广。糖丸更方便保存运输，也方便儿童服用。此后我国脊灰发病率持续下降，2000年，中国被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为无脊灰状态。

所以，顾方舟留给后人的远不只是一颗甜甜的糖丸。从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路线，到自己服药、让儿子参加儿童试验，再到解决运输保存问题，他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科研成果怎样才能真正落到千家万户。

很多年后，人们记住他叫“糖丸爷爷”。可糖丸背后的分量，恰恰藏在1960年的那个决定里——面对无法转嫁的风险，他先让自己的家庭承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