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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之变的主干剧情家喻户晓,但事发当天早上李渊在做什么,提的人不多。六月初四,

玄武门之变的主干剧情家喻户晓,但事发当天早上李渊在做什么,提的人不多。六月初四,他在海池旁等着两边当面对质,裴寂、萧瑀等重臣已经在场,打算听完各自说辞再行裁断。把李建成和李元吉招进宫的,正是他前一晚发出的召令,两人走到玄武门,撞进了李世民提前布置好的伏兵。
 
把人送进去的这道安排,是他自己下的。
 
当然,他不是故意为之。但这一脚踢出去之后的结果,足以说明到武德九年,局面已经远超出他能掌控的范围。
 
理解这件事,要往更早的时间看。武德四年,李世民在虎牢关之战后封"天策上将",这个衔在唐初制度里位在三公之上,允许天策府自行置僚属,另立文学馆招募学士。这不是普通的荣誉头衔,而是一套独立的政治班底。
 
房玄龄、杜如晦在文馆里出谋划策,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在武将序列里握着兵权,一整套人马,只认秦王的令旗。
 
这套班底有多厚,长安城里的人都看在眼里。李渊看不出来?绝无可能。他是从隋末大乱里滚出来的,见过权力博弈能走到什么地步。
 
他当然看出来了,问题在于没有干净的破局手段。改立李世民为太子,原有的建成和元吉往哪里摆?维持原状,任由秦王府继续坐大,两年、三年之后又是什么局面?每一条路都是两难。
 
据《资治通鉴》,武德七年前后,曾有人建议让李世民出镇洛阳,以洛阳为陪都,各掌一摊,地理上先把两个人拉开。这个方案讨论过,最终"竟不果行",原因史书没有明说。这是那几年里,相对温和的一个出口,就这样悄悄关掉了。
 
方案没落地,武德七年就出了杨文幹事件,李建成被指控私募兵马,事态一度颇为严重。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渊当时大为震怒,一度动过废黜太子的念头,事件期间据说还曾向李世民有所表示,但这部分说法不一,存疑。最终结果是涉事人员受了处置,太子之位却保住了,李建成短暂冷处理之后照常复位。
 
这个处理,表面上两边都没有彻底翻脸,实际上两边都把彼此的底牌看清楚了一轮。此后两年,双方在水下各有布置,都把心思花在了李渊的内廷上。张婕妤、尹德妃先后成为传话渠道,宫中信息的流向,慢慢变成了另一个角力场。
 
到武德九年,李渊已经很难从身边的消息里分辨,哪些是实情,哪些是各方各自塑造的版本。
 
六月初三夜里,李建成和李元吉借助内廷渠道,向李渊告发李世民在后宫行为不检,李渊决定第二天早上叫来双方当面说清楚。就是这道决定,把两人送上了玄武门前的那条路。
 
初四当天,尉迟恭全副武装赶到海池边报信。李渊问旁边的臣子,眼下该如何处置,萧瑀和陈叔达当即表态,据《旧唐书》所载,两人认为建成、元吉所为有失,秦王此举顺势而为,劝李渊就此定下来。李渊沉默片刻,传令让李世民来见他。
 
史书记下了父子相见的这一幕,李世民跪伏痛哭。两人当时说了什么,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数日之后,李世民被正式立为皇太子,两个月后李渊传位,退为太上皇。此后将近九年,至贞观九年(635年)去世,晚年史料极简,朝政记载几乎找不到他的身影。
 
当年那场政变,他究竟是以怎样的心情处置了那道最终的传位诏书,史书同样没有细说。他历经隋末,见过权力能走到的极限,心里未必没有数。只是到了那一步,剧情已经不按他定的方向走,他换了个位置,慢慢在后来的史书里,退成了这个故事的背景。
 
参考信息来源:《旧唐书·太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