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八路军344旅旅长出现空缺，朱德、徐海东、黄克诚都推荐了同一个人，可党中央经过研究之后并未采纳提名，决定另派干部前来任职。

344旅当时是一支分量很重的部队。它由红15军团一部改编而来，其中许多骨干来自红25军。全面抗战开始后，部队编入八路军115师，参加过平型关战斗，此后又不断转战晋东南。
这样的部队不好带。
老兵多，能打仗的干部也多，过去形成的战斗作风很鲜明。新旅长如果不了解部队，短时间内未必能把各团拧成一股绳；可如果只考虑“熟悉”，又可能忽视一个旅级指挥员需要具备的统筹能力。
原旅长徐海东到了1938年，身体已经越来越难支撑前线生活。他早年多次负伤，又有严重肺病，连续作战、行军以后病情反复。1938年8月，他终于病倒，只能离开部队，返回延安治疗。
旅长一走，接班问题马上摆到了桌面上。
田守尧为什么会成为最先被想到的人？原因并不复杂：他年轻，却不是没有战争经验的年轻干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田守尧担任344旅687团副团长，参加平型关战斗。1938年春，他已经升任687团团长，在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等作战中继续带兵。那时他只有23岁，但在部队里的资历、实战表现和威信已经相当突出。
站在徐海东的角度，田守尧确实是很自然的人选。
两人长期在同一支部队工作，徐海东了解这个年轻团长敢打、能带兵，也清楚他对344旅内部情况熟悉。临行前，徐海东向上级推荐田守尧接替旅长。朱德当时正在部队检查工作，对这个建议也表示认可，黄克诚同样赞成。
于是出现了一个颇有戏剧性的细节：正式任命还没有下来，朱德已经找田守尧谈过话，让他准备承担更重的任务。
换成任何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心里恐怕都会有所期待。
可上级研究之后，没有照这个方案执行。
最终调来的杨得志，当时已经是115师343旅副旅长。杨得志比田守尧年长几岁，更重要的是，他经历的大兵团作战和不同岗位锻炼更加完整。长征时期，他就担任过主力团领导职务；抗战开始后又带领685团参加平型关战斗，随后进入旅级领导岗位。
这次调整背后，其实有一道很现实的干部使用题。
田守尧的长处很突出：熟悉部队、敢打硬仗、在基层有号召力。但从团长直接跨到主力旅旅长，跨度同样不小。一个团长更多面对具体战斗和部队管理，而旅长除了作战，还要协调多个团，处理更复杂的军政关系。
因此，上级没有否定田守尧，而是选择让他再多走一步。

杨得志到任前后，田守尧一度表现出抵触情绪。
朱德发现问题后，没有让这种情绪继续积累，而是把干部召集起来谈。事情的核心很明确：岗位安排不能只看个人愿望，也不能因为一次职务变化影响部队团结。对田守尧来说，这番话实际上比一次处分更重，因为它点出了他当时真正欠缺的东西——不仅要能打仗，还要学会从整个部队的位置看问题。
田守尧后来把这个弯转了过来。
他继续担任687团团长，配合杨得志开展工作。没有因为旅长没当成就消沉，也没有把个人情绪带进指挥。到了1939年以后，他升任344旅副旅长，开始真正进入旅级指挥岗位。
这条经历很有意思。
1938年上级认为他还需要历练，而之后几年的战场，恰好把缺的这一段补了起来。后来他担任八路军第2纵队新编第2旅旅长、第5纵队第2支队司令员。1940年又率部南下华中，参加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1年新四军重新整编后，田守尧担任第3师第8旅旅长。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几年前那个刚从团长位置上往上走的年轻干部，而是能够独立负责一个方向作战的旅级指挥员。在盐阜地区，他率部同日伪军作战，也承担着根据地建设和部队整训任务。
从结果往回看，1938年那次没有实现的任命，反而成了观察田守尧成长的一把尺子。
如果当时直接让23岁的他接掌344旅，他能不能胜任，很难用假设回答。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可以确认一点：组织没有把他搁置不用，而是让他沿着团长、副旅长、旅长这条路逐步向前。
杨得志的到来，也没有削弱344旅。
此后他和黄克诚率部继续向冀鲁豫一带发展，344旅及其所属力量逐渐深入敌后，部队活动区域不断扩大。对于一支经历频繁作战、又刚刚更换主要军事负责人的主力部队来说，能够较快完成指挥关系调整，本身就说明这次干部更替最终稳定了下来。
田守尧却没能看到抗战胜利。
1943年初，他与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彭雄等干部奉命赴延安学习。3月17日，所乘船只在赣榆小沙东海面遭遇日军巡逻艇，双方随即交火。田守尧腿部负伤后仍继续组织突围，最后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
1938年的这次人事变动，真正值得记住的并不是“推荐落空”四个字。它留下的是另一层东西：能打仗是一名干部成长的基础，但从团长走到旅长，考验的不只有枪声中的勇气，还有统筹、担当以及面对个人得失时能不能把位置摆正。
田守尧后来走过的路，也恰恰说明，当年的一次暂缓，并没有挡住一个优秀军事干部继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