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钢琴家，普罗科菲耶夫是二十世纪的“新人”。他和过去的时代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的演奏完全是独辟蹊径的。他对二十世纪的钢琴哲学有着深邃的影响。这就是演奏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和其他现代作曲家所需要的那种出发点，是一种功能性钢琴艺术，剥掉了一切人为的手法，无遮无盖，强健有力，没有铺垫，不喜欢小节线和正统的韵律与缓急变化。普罗科菲耶夫本人对斯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主义没有好感。他是作曲家中最少新古典主义色彩的（他的《古典交响曲》与其说是试图再现过去，不如说是表现出他的用词诙谐），代表着某种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斯特拉文斯基也有民族主义的瞬间，他确实创作了一些至少在一个方面——就是将钢琴用作打击乐器——可与普罗科菲耶夫相媲美的钢琴音乐。最杰出的把钢琴当作打击乐器处理的人是巴托克。巴托克的Op.1，亦即《钢琴和乐队狂想曲》（也是一首钢琴独奏曲）是他的少数几首守旧的作品之一（李斯特如能再活二十年，也可能写出这样激发匈牙利情愫的作品来）。自那以后，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就从原来的李斯特路线改道行驶了。巴托克在他的两首最早的钢琴协奏曲、他的《粗野的快板》和几首钢琴组曲以及他的民歌改编曲和小奏鸣曲中，将普罗科菲耶夫魔鬼般的力量和他的经历中所没有的那种无法缓和的复杂节奏和对协和音的蔑视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