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真想一头撞死。被扔进西宁阴冷刺骨的大仓库里，每天都有不同的男人来糟蹋她。可是一摸肚子，是丈夫留下的唯一血脉，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唯一的骨血，想到这里，她求死的心就暂且放下了。
 

1937年5月的西宁，发生着两件隔着高墙互不知情的事，一件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马忠义寓所后院被绑在马槽柱子上，大刀落下，28岁的战将就此殒命。

另一件是距此不远的一处院落里，一个怀着他孩子的女红军，在担惊受怕中生下了一个男婴。
 
这个女红军，名叫陈淑娥。
 
她用一种比死更难受的方式，把一个烈士的骨血，从人间地狱里硬生生保了下来。

1936年12月5日，西路军前进剧团奉命前往红九军驻地慰问演出，走到甘肃永昌城东郭家下磨的土庄子时，被马家军骑兵团团围住。
 
激战中，队长周武功、导演于实甫等十几名男红军，连同陈淑娥、王定国、党文秀等二十几名女红军同时被俘，整个剧团五十多人当场牺牲，剩下的全部落入敌手。
 
陈淑娥被俘这天夜里，就被马家军前线总指挥马元海糟蹋了。
 
那时候的陈淑娥，肚子里已经怀着孙玉清的孩子。
 
她和孙玉清的故事，要从长征路上说起。
 
她是四川平昌人，1933年参加红军，因为能歌善舞，被分到红四方面军前进剧团。
 
长征途中，27岁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喜欢上了她。
 
西路军过黄河后，陈淑娥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孙玉清，问他怎么办。
 
孙玉清安慰她，别怕，等打了胜仗，俩人就结婚。
 
可胜仗没等来，等来的是剧团被围、她被俘，以及丈夫在战场上的失联。
 
被俘后的陈淑娥，先是被押到西宁，编进了马步芳的新剧团。
 
她想到过死，可手一搭上小腹，里头那条小生命还活着，她就把求死的心放下了。
 
她心里清楚，自己要是死了，孙玉清在这世上就真的一点血脉都不剩了。
 
这个念头，成了她活下去的唯一支点。
 
1937年4月，孙玉清在祁连山一带与部队失散，孤身一人被肃州保安团俘获，5月初被押到西宁。
 
马步芳亲自会见他，想软化诱降。
 
孙玉清昂首阔步，神态自若，义正辞严地回击马步芳："共产党是为穷苦大众的，我孙玉清生为穷苦大众，死也为穷苦大众！"马步芳讨了个没趣，上报蒋介石。
 
蒋介石回电四个字，处以极刑。
 
5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孙玉清被押到东关洋火场，绑在马槽边柱子上，被马步芳的属下用大刀残忍杀害。
 
同一个月，陈淑娥在马步芳参谋牟文斌的照料下，生下了一个男孩。
 
孩子刚出生不久，就被马元海强行从她身边带走，送给贵德县的刘副官家收养，取名刘龙。
 
马元海以此为要挟，把她纳为了小妾。
 
他对陈淑娥说得很直白，孩子不准留在身边，也不准去过问，只要安心待在他这儿，孩子就安全，如果要跑，孩子就危险。
 
陈淑娥不是没试过逃，她几次深夜逃跑，刚摸到孩子跟前，还没来得及喂一口奶，就被抓回去毒打。
 
每一次逃跑换来的，都是更重的看守和更狠的拳脚。
 
她只能忍着，把所有的恨和疼，往肚子里咽。
 
她心里明白，马元海要是知道这孩子是孙玉清的骨血，刘龙绝无活路。
 
所以她对外只说，这是红军的孩子，咬死了不松口。
 
这一忍，就是十几年。
 
马元海年事渐高后，对她也不那么看得紧了，后来把她许配给了下面的一个营长。
 
直到1949年西宁解放前夕，她才逃离营长家，一路流浪到兰州，靠给别人当女佣、打零工谋生。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资助她回了一趟四川平昌老家，可父母早已经被地主迫害致死多年，只有她孤单一人。
 
因为思念孩子，她又长途跋涉回到了兰州。 
 
真正的母子相认，要到1955年。
 
那时刘龙已经19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尉，他通过流落红军赵顺德和陈伯仙的帮助，在兰州找到了生母。
 
母子俩在红山根下的小房子里相依为命，默默活着。
 
30年代那段历史，无论是辱还是荣，谁都不愿轻易提及。
 
最难的是身份的确认。
 
在西宁解放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陈淑娥的身份始终无法判定，她到底是反动军阀马元海的姨太太，还是红军英烈孙玉清的遗孀？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当年一同被俘的老战友、谢觉哉夫人王定国等人的奔走呼吁下，政府才正式承认刘龙是革命烈士孙玉清的遗孤。
 
2005年8月，90多岁的陈淑娥在兰州去世。
 
直到去世，她有个心结都没能解开，丈夫孙玉清烈士的头颅，当年被马匪残忍割下，拍成照片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至今下落不明。
 
后来西宁革命烈士陵园里孙玉清的雕像，是根据儿子刘龙的容貌还原的，因为孙玉清没有留下任何照片。
 
后人提起西路军，总爱说梨园口、古浪、高台那些惨烈的战事，说孙玉清这样的战将如何在刑场上不低头。
 
可陈淑娥这种活法，其实比死更需要硬骨头。
 
一个把硬骨头留在了众目睽睽之下，一个把硬骨头藏在了没人看见的角落里。
 
两种硬，分量一样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