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刘国志被捕后，他的五哥知道弟弟仍被关在重庆，再次从香港赶来，拿出一张空白支票对徐远举说：“放了我弟弟，多少钱随你填！”

最难理解这件事的人，可能恰恰是刘国志的家人。刘家并非没有救人的条件。刘国志出生在四川富裕家庭，父亲经营实业，家中既有经济实力，也有社会关系。家人能托人递话，也愿意花钱周旋。在普通人的想法里，只要人能活着出来，别的事情以后再说。可刘国志考虑的不是这个。

1948年4月19日，他因上级冉益智叛变出卖，在四川荣昌被捕，随后被押往重庆。徐远举审问他时，很快发现这个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动摇。威逼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家属营救便成了另一条路。

家里先托关系求情。有关人员给刘家写了介绍信，希望能把人保出来。对方提出的条件也很明确：只要刘国志配合，把组织情况交代出来，释放并非没有可能。这道选择题看起来简单，刘国志却拒绝了。

五哥刘国琪人在香港，得知七弟出事后赶到重庆。他做的事情非常现实：找关系、送礼，希望先把弟弟从牢里弄出来。徐远举后来提出，可以让刘国志在报纸上发表脱党声明，以此换取自由。

家人的想法不难理解。人出来了，一家人还能团聚，至于纸上写了什么，以后还有机会解释。刘国琪劝弟弟先保住性命。刘国志仍然不同意。

这也是这个故事最值得细看的地方。他并不是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也不是没有退路。恰恰相反，他面对的是一次又一次摆在眼前的生路，而且条件还在不断降低。到了最后一次营救，对方连公开登报都可以不要了。要求只剩一份悔过书。

甚至这份悔过书都不用刘国志自己写，可以由五哥代笔，他只需要在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对一个被长期关押的人来说，这可能只是几秒钟的动作；对苦苦营救他的家人来说，这个签名却意味着弟弟可能回家。

刘国琪把悔过书写好，拿去见弟弟。刘国志看完，没有签字，直接把那张纸撕掉。到这里，问题已经不是刘家有没有钱，也不是有没有人脉。家里能做的几乎都做了，条件也已经退到只剩一个签名。真正决定结果的，是刘国志自己愿不愿意承认那份悔过内容。他不愿意。

理解这段历史，不能只用今天的生活经验去问一句：“为什么不先出去再说？”对刘国志而言，签字意味着公开否定自己坚持多年的选择。1940年进入西南联大后，他参加进步活动，1941年入党；毕业后继续从事青年工作，后来担任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到了被捕时，这已经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多年形成的信念和人生选择。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刘国志被杀害，年仅28岁。他留下的故事之所以多年后仍让人讨论，就因为其中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活下去的机会已经送到面前，代价只是写几句话、签一个名字，一个人究竟能为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什么程度？刘国志给出的回答没有写在悔过书上。他把那张纸撕掉的那一刻，答案已经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