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少将郑蕴侠没有赶上最后一班飞机，被迫躲进贵州深山，躲了八九年都没人发现，却因说了一个“不翼而飞”露出马脚！
这事搁谁身上都得懵，可郑蕴侠的反应比戏文还精彩，那天扫盲班上冉绍坤刚写完这四个字，堂屋里静得能听见针掉地上的声儿，他蹲在门边阴影里，眼皮都没抬，喉咙却先脑子一步蹦出了那句解释，话刚出口他就后悔了，这哪是没念过书的货郎能说出来的话啊，他赶紧把头埋得低低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可冉绍坤的眼睛已经像钩子似的盯在他身上挪不开了。
接下来的日子郑蕴侠过得像在刀尖上跳舞，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耳朵竖得老高，总觉得背后有人盯着，去合作社对账时，冉绍坤总“随口”问他老家在哪、逃难路上见过啥，他按编了八百遍的词儿答，手心里的汗能把算盘珠子浸湿，他甚至故意在算账时算错几笔，想把自己伪装得更像个粗人，可心里清楚，那个“不翼而飞”的破绽，早就像撕开的口子，再也捂不住了。
其实他不是没想过跑，可那时候全国都解放了，关卡查得比筛子还密，他那张脸和“刘正刚”的身份，出了濯水镇寸步难行，更熬人的是那种日夜颠倒的日子，八年多装聋作哑，有时候半夜惊醒，他都分不清自己是少将郑蕴侠还是货郎刘正刚，索性就不跑了，每天照常开门板、赶场卖货，跟媳妇邵春兰吃饭，不写信也不打听外面的事，就赌公安核实身份需要时间，赌自己的“隐身术”还能撑几天。
可他低估了基层干部的细心，冉绍坤把情况往县里一报，档案一调，黄埔四期合影里的年轻军官，眉眼跟他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1949年底重庆中央党部销毁机要文件的失踪人员名单里，明明白白写着郑蕴侠的名字，线索最后断在川东涪陵，离务川这地界能有多远？公安没急着抓人，暗中观察了几个月，看他那些刻意掩饰的小动作，心里早就有了底。
1958年5月20日清晨，郑蕴侠刚用冷水擦完脸，敲门声就响了，他擦脸的手顿了顿，理了理粗布褂子的衣领才开门，门外穿便衣的人眼神利得像刀子，亮出证件时他连眼皮都没眨，缓缓举起双手说了句“我跟你们走”，没回头看灶房里的媳妇，也没留一句话，他知道从八年前没赶上那班飞机起，从那天脱口而出“不翼而飞”起，这结局早就写好了，货郎担子还在屋里，针线火柴摆得整齐，可“刘正刚”这个人，算是彻底从这世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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