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抗战回忆录（8）淞沪会战①日寇在华北战场进攻南口之际，于淞沪一带同步蓄意制造事端，妄图早日实现征服中国的图谋。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月九日，日军武装官兵闯入我方虹桥机场警戒线寻衅滋事，还派遣陆战队登陆，逼迫我方撤出驻沪保安队。我方严词回绝该无理要求，八月十三日，日军集结驻沪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万余人，向我方保安队发起进攻，淞沪会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八月十四日，我尚在牯岭，委员长（即蒋介石，编者注）因前线战事危急，传令我即刻返回南京。彼时水陆交通秩序极为混乱。十五日凌晨四时，我交涉搭乘一艘差船奔赴九江，八时从九江开航；十一时抵达芜湖，换乘汽车赶赴南京，抵达时已是午夜两点过后。

事变爆发后，我未能第一时间回京，缘由有二：一是身染疾病，二是身负庐山军官训练任务，不敢擅自离岗。加之当时政府内部部分妥协亲日派与我素来不和，我也不愿与他们共事，故而没有主动下山赴南京。

接到征召命令后，我只得即刻动身。抵达南京后，立刻面见委员长，委员长告知我三件要事：一、华北、晋陕各路将领致电中央，恳请派我前往华北指挥对日作战；二、赶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队作战情况，并协助指挥；三、尽快拟定全军战斗序列。

我当时不清楚自身该以何种身份统筹各项事务，也无法同时奔赴多地，于是当面请委员长敲定任命。委员长问我：“何种名义较为合宜？”

我答道：“若需要灵活调遣，高级参谋的名义便足够。”委员长并不认同，有意设立行辕，但尚未敲定，让我先前往上海实地查看再做商议。

关于拟定战斗序列一事，负责部门缺少完备资料，我便与副参谋长白健生（崇禧）、部长黄季宽（绍竑）、次长王达俊等人共同会商。我结合自身所知，详述各方将领的履历、性格与作战能力，以供当局参考。后续最终确定的战斗序列，吸纳了我提出的诸多建议。

八月十六日，我随同熊天翼（式辉）主席前往上海视察。彼时上海前线作战部队为第九集团军八十七师、八十八师，集团军总司令为张治中。日军登陆部队虽已被我方包围，但我军兵力分配捉襟见肘，预备队数量极少。

我认为此种部署违背“十则围之”的兵法原则，提议调派三十六师、九十八师投入进攻，先突破敌军阵地中部，再向两翼推进扫荡敌军。十八日晚间返回南京请示，途中熊天翼对我说：“我们应当统一口径，再向委员长汇报。”

我回复：“各自据实汇报所见战况，能让委员长掌握更多参考信息，不必强求说辞一致。”

后续熊天翼的汇报核心是：“此战不可打。”我的汇报则提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打，而是要不要打。”

委员长令我详细说明缘由，我接着阐述：“日军必然强攻南口，此地亦是我方必守要地，华北战事扩大已是定局。倘若日军在华北取胜，势必依托机械化部队沿平汉铁路南下，直取武汉；武汉一旦失守，中国战场将被拦腰截断，于我方极为不利。不如主动扩大淞沪战场战事，引诱日军主力转移至淞沪地区作战，落实民国二十五年既定的持久战略。”

委员长当即表态：“打！打！一定要打！”我顺势进言：“若决意开战，必须向上海增调兵力。”

随后官方颁布任命，委派我担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增调各部军队奔赴上海参战。

自九一八事变起，我便立志投身抗日战争，至此终于得偿所愿。

十六日，我提议增调三十六师、九十八师投入进攻时，方案本已获准执行，但前线将领急于建功，进攻发起时机过早。三十六师推进至汇山码头附近，九十八师却尚未抵达，进攻部队反倒陷入被动，此次进攻功败垂成。

八月二十二日夜，日军增援部队第三师团、第十二师团、第一师团第一旅团、第八师团第一旅团，自狮子林、石洞口、川沙口、张华浜沿岸多处同时强行登陆，淞沪战事规模进一步扩大。敌军分路进犯我方宝山、罗店、浏河防线。我方沿江驻防兵力单薄，未能阻拦日军登陆。

我统领的第十五集团军，主力为第十八军、第五十四军；驻守太仓的江防部队刘和鼎部，后续增调的第六师、第五十一师，也划归本集团军指挥。

二十四日，集团军各部陆续抵达前线，补入战场左翼。此后中央军由朱一民指挥，右翼军由张发奎指挥，两军合力猛攻登陆日军，罗店一带爆发惨烈拉锯战。

我军将士士气高昂，但日军依托海军舰炮、陆空协同作战，火力优势悬殊，我方官兵伤亡惨重，前线兵力难以接续；日军援军源源不断，我方仅能迟滞敌军推进、消除侧翼威胁，无法实现全歼敌军的目标。

九月初，吴淞、宝山相继陷落。宝山失守之时，姚子青全营官兵壮烈殉国。

十四日，我亲赴刘行前线视察，见战局危急，建议适时转移阵地、保存有生力量，采取步步为营、节节抵抗的战术。该提议获委员长批准，可临时传令各部原地再坚守三日，方可转移阵地。

九月十六日，第九集团军被迫退守上海北站、江湾、庙行、杨家宅一线固守。九月末，刘行防线被日军突破，罗店阵地突出暴露，只能放弃原有部署，后撤至罗店西南、罗嘉公路施相公庙一带布防，全线攻势自此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