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岛内“毒油”事件持续发酵。针对赖清德公开批评卢秀燕，“在非洲猪瘟防疫及食品安全管理上存在‘破口’”，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反驳称：赖清德在担任台南市市长期间，对行政当局的食安标准要求严格，但此次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才公开回应，且发言内容以卸责为主。

一场原本应该围绕问题食用油来源、生产流程、检验制度和产品去向展开的食品安全调查，到了8月初，已经迅速演变成台湾岛内一场责任归属之争。

8月5日，民进党中常会移师台中举行。赖清德以民进党主席身份出席时，将矛头对准台中市政府以及卢秀燕，谈到此前非洲猪瘟防疫以及近期食品安全事件时，直接批评台中存在治理漏洞。第二天，蒋万安公开回应，把问题重新抛回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

事情真正引起岛内社会高度关注，是在6月底至7月初。台湾地区食品药物管理部门公开资料显示，6月30日接获企业通报后，7月1日即会同台中方面人员进入中联油脂以及相关企业进行查核，并启动问题产品回收、下架等措施。涉事油品生产时间则可以进一步向前追溯，其中一批受到关注的大豆沙拉油生产于4月，并在随后数日流向多家下游企业。

这就出现了第一个令岛内舆论持续追问的问题：为什么从产品生产、流入下游企业，到主管部门全面介入，中间存在如此明显的时间差？

随着调查扩大，事件已经不再只是“一批油不合格”这么简单。公开调查信息显示，第三方调查人员7月下旬进入中联油脂厂区，从原料、加工程序、内部检测以及质量管理等环节进行调查。随后公布的调查方向显示，问题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孤立环节，而涉及原料风险控制、生产过程以及检验监测等多个方面。

中联油脂自身的管理责任自然绕不开。8月5日，台中方面驳回了中联油脂提出的复工申请，理由之一就是企业尚未充分解释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提交的改善措施也缺少能够证明效果的内容。台中方面表示，后续是否允许恢复生产，还要结合调查结果，对原材料、加工程序、检测和食品安全管理等环节逐项确认。

可见到8月6日时，事件的技术调查实际上仍在继续。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调查尚未完全收尾，岛内蓝绿阵营围绕“到底谁该负责”的政治攻防却已经提前进入白热化。

赖清德8月5日在台中的讲话，明显将重点放在卢秀燕的地方治理表现上。他把此前的非洲猪瘟防疫问题与此次食用油风波放在一起谈，批评台中出现食品安全治理漏洞。

卢秀燕方面当然不会接受这种责任划分。台中市政府此前就公布数据反驳“多年没有检查”的说法，称过去几年针对辖区食用油制造企业进行过多次稽查和抽验。台中方面还表示，中联油脂自2022年以来至此次事件发生前，相关依法检验以及中央、地方联合抽查累计达到18次。

与此同时，台中市政府公布的另一组资料称，过去五年针对辖内食用油生产工厂累计稽查89家次、抽验72件，市场端另有158件抽验记录。

这些数据并不能自动证明地方监管不存在问题，却说明一个事实：围绕“有没有查”“查了什么”“谁应该发现问题”，岛内双方采用的统计口径并不一致。

民进党方面强调的是有没有主动发现此次问题、地方主管部门是否及时识别风险；台中方面强调的是过去确实存在检查、检验记录，不能直接用一句“没有监管”概括。

于是，这场争论很快从食品检测进入政治责任领域。7月21日，卢秀燕召集多个县市举行线上会议，讨论此次食品安全风波。台中市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共有17个县市首长或代表参与，会中提出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应强化统一应变、信息公开、产品流向追踪以及下架制度等建议。

双方的政治逻辑由此彻底分开。民进党方面把问题集中到地方执行能力上；蓝营则不断追问台湾地区相关主管部门在企业通报、风险判断、下架标准以及跨地区产品追踪中究竟承担了什么责任。

到了8月6日，蒋万安直接加入战局。他拿出了2014年的旧账。2014年台湾地区发生严重食用油安全事件时，赖清德正在担任台南市市长。当时他对食品安全责任提出过很高要求，也曾主张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不能相互推诿，应由更高层级出面处理。

这对赖清德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回避的问题。2014年可以要求高层面对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承担责任，那么2026年面对新的食品安全风波，同样的标准自然会被拿出来重新检验。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因此就能免于检视。卢秀燕和台中市政府仍需要完整说明此前针对中联油脂的检查到底覆盖哪些项目，为什么过去的监管没有提前发现此次风险，以及未来如何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出现。

赖清德批评卢秀燕，蒋万安随后拿赖清德过去的食安立场进行反击，蓝绿双方都希望把责任压到对方身上。可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一瓶油从原料进入工厂，到加工、检验、出货，再进入消费者餐桌，每一个环节都应该留下可以追踪的责任记录。

只有把这条链完整查清，谁该承担企业责任、谁负地方监管责任、谁承担制度设计与跨地区协调责任，才可能真正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