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汇 文萃丨在我年纪还轻，心智也更脆弱的时候，父亲给过我一条建议，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心里时时回味。“每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他告诉我，“都要记住，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有过你那样的优越条件。”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们父子之间言语不多，却向来都是极为默契的，我自然明白他的意思远不止此。时间一久，我待人接物总是倾向于保留一切看法，这个习惯使得很多性情怪僻的人向我敞开心扉，同时也累我沦为不少老油子讨厌鬼的受害者。正常人身上一旦显露这种特质，心理不正常的人很快便会察觉，如蛆附骨般粘上来。如此一来，我在大学里就被人不公正地指责为政客，因为我听闻了一些放荡的无名之辈的隐秘伤心事。其实大多数隐私并不是我有意窥探来的——当我根据某种明白无误的迹象，意识到又一场倾诉衷肠正在地平线上颤抖的时候，我常常佯装睡觉，或做心事重重状，或故示轻佻，显得不怀好意；因为年轻人倾诉衷肠，至少他们表达这些知心话所用的言辞，往往都是剽窃来的，而且坏在并不诚实，多有明显的隐瞒。保留看法是表示怀有无限的希望。正如父亲在他的话里自矜自是地暗示，而我又在此自矜自是地重复的那样，最根本的体面感并不是人人生来均等的；今天我依然唯恐忘记了这一点而有所错失。不过，这般夸耀我的宽厚之后，我也得承认宽厚是有限度的。人的行为，有的建基于坚硬的岩石，有的植根于潮湿的泥沼，然而一旦过了某个限度，我就不去在意它的根源如何了。去年秋天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恨不得全世界人人都穿上军服，并且永远保持一种道德上的立正姿势；我再也不想做这种放浪的远行了，尽管可以有幸一窥人的内心深处。我的这种反应唯有对盖茨比，就是赋予本书书名的那个人，是个例外——盖茨比，他代表了我真心鄙夷的一切。如果说人的个性就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成功姿态的话，那么这个人倒是有他瑰丽的地方，他对人生的希冀有一种高度的敏感，仿佛一台复杂精密的仪器，能够探测万里以外的地震。这种响应能力与通常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的那种软绵绵的感受性毫不相干——它是一种永怀希望的非凡天赋，一种充满浪漫气息的跃跃欲试，是我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人身上发现过的，今后大概也不会再发现了。不——盖茨比最终并没有令我失望；使我对人们徒然的悲哀和短促的亢奋暂时丧失兴趣的，倒是那些猎食盖茨比的东西，是他的幻梦破灭后紧随而来的污浊的灰尘。

我家世居这座中西部城市，已历三代，是本地有头有脸的富裕人家。卡拉维家族算得上名门，据家里传说我们是苏格兰巴克卢公爵的后裔，但我这一支的实际先祖是我祖父的兄长，他于一八五一年迁来这里，南北战争期间支了个替身去打仗，之后便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也就是我父亲今天还在经营的买卖。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但我应该是长得像他——父亲办公室里挂着的那幅铁板着脸的肖像画便是明证。一九一五年我从纽黑文毕业，比我父亲刚好晚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不久以后我就参加了那场延迟版的条顿人大迁徙，也称世界大战。我在反攻中得到了无穷乐趣，退伍回来只觉得烦躁不安。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如今倒像是宇宙荒凉的边缘了——于是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做债券经纪。我认识的人全都在做债券生意，所以我想这行当应该还能再养活一个单身汉吧。我的叔伯姑婶们聚在一起好一番磋商，俨然是在为我挑选预备学校，他们终于说道：“呃——那么……行吧。”一个个面色异常严峻，充满了疑虑。父亲答应资助我一年，之后几经耽搁，我终于在一九二二年春天到了东部，自以为这回是一去不返的了。在城里找地方住当然是现实的办法，但那时已是温暖的季节，而我又刚刚离开草坪宽阔、树木宜人的乡村，因此当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提议去近郊通勤城镇合租一所房子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极好的主意。他找到了房子，是一座风雨剥蚀的薄板平房，月租八十美元，可是我们正要搬家，他却被公司调去了华盛顿，剩下我只得独自搬去郊外。我有一条狗——至少我有过那么几天它才跑掉——一辆老旧的道奇汽车和一个芬兰女佣，她替我收拾床铺兼做早饭，一边在电炉上忙碌，一边自言自语嘟哝着芬兰人的智慧。头一两天我感觉很是孤单，随后一天早上，有个显得比我还新来乍到的人在路上拦住了我。“请问去西蛋村怎么走？”他无助地问我。我告诉了他。我继续往前走着，竟然不再感觉孤单了。我成了向导、探路人、原初的殖民者。他无意之中向我授予了这片社区的荣誉市民称号。就这样，眼见得阳光明媚，树木忽然间缀满绿叶，就像在电影里那样飞快生长，我又有了那个熟悉的信念：随着夏日来临，生命又要重新开始了。别的不说，我有那么多书要读，而且空气如此清新宜人，更有那么多健身活动可做。我买了十几部关于银行、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一本本红皮烫金的，立在书架上，仿佛刚从造币厂出来的新钱，等着为我揭示只有迈达斯、摩根和梅塞纳斯才知道的点金秘诀。除此之外，我还很想读读许多别的书。我在大学时颇有点文学爱好——有一年我给《耶鲁新闻》写过一系列非常严肃而又浅白的社论——现在我准备把所有这些东西重新纳入我的生活，再度成为所谓“通才”，也就是所有专家中最浅薄的那一种。这并不只是一句俏皮话——毕竟，观察人生还是从单一窗口入手有成效得多。纯粹出于偶然，我应该是在北美最离奇的一个小镇里租了房子。小镇位于纽约市朝东延伸出去的狭长恣肆的岛上——那里除了其他天然奇观，还有两块在构造上异乎寻常的陆地。距城二十英里，是一对硕大的鸡蛋形半岛，轮廓一模一样，中间只隔着一条勉强可称海湾的水道，一直突入西半球被驯化得最为彻底的那片咸水域，那是长岛海湾巨大的潮湿场院。它们并非完美的卵圆形——就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那样，它们接触陆地那头都是砸扁了的——但是二者外形之相似，一定会使天上飞过的海鸥惊异不已。对于没长翅膀的人类来说，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却是这两个地方除了形状大小，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相似之处。我住在西蛋——呃，就是相比起来不太时尚的那一个，尽管这是个极其表面的标签，无法表达二者之间那种怪异而又极为险恶的反差。我的房子在蛋的最顶端，离海湾也就五十码，被挤压在两幢每季租金要一万二到一万五的大别墅中间。我右边的那一幢，无论按照什么标准都称得上宏伟富丽——它是诺曼底某市政厅的原样翻版，一侧有座崭新的塔楼，上面稀疏地覆盖着一层自然生长的常春藤，还有一个大理石砌成的游泳池，以及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是盖茨比的宅第。或者确切地说，这座宅第居住着一位称那个名字的绅士，因为我当时还不认识他。我自己的房子实在有碍观瞻，幸而只是小小地碍眼，并没有人注意，因此我才有机会欣赏一片海景，欣赏邻居的一部分草坪，再说能与百万富翁为邻也算是一种安慰——而这一切每月只需八十美元。小湾对岸是时尚的东蛋，沿着水边一座座洁白的殿宇光彩耀眼，而那个夏天的故事，就是从我开车去对岸汤姆·布坎南夫妇家吃饭的那个晚上真正开始的。黛茜是我的远房表侄女，汤姆呢，我在大学里就认识。战争刚结束时，我还到芝加哥他们家住过两天。她的丈夫取得过各种体育成就，曾是纽黑文橄榄球运动有史以来最强悍的边锋之一——算得上全国闻名的人物；这一类人，二十一岁就在某个有限领域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此后一切都不免带有走下坡路的味道了。他家里非常富有——其实在大学时，他那种恣意挥霍就已经惹人非议了——但是现在他离开芝加哥搬到东部来了，搬家的排场简直要让你惊得目瞪口呆，比如说，他从森林湖把整整一绳马球马都给运了过来。难以相信我这一辈中竟然有人阔绰到这种程度。他们为什么搬到东部来，我不知道。他们在法国逗留了一年，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后来又东飘西荡的，总是不安定，所到之处都是人们打马球且扎堆有钱的地方。这次可是定居了，黛茜在电话里说，不过我并不相信——我看不透黛茜的心思，但是我觉得汤姆会永远漂荡下去，有些失意地追寻某场无法重演的橄榄球赛的戏剧性激流。于是，恰逢一个温暖有风的傍晚，我开车去东蛋看望这两位我几乎完全不了解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巧复杂，是一座欢快的红砖白漆乔治时代殖民式豪宅，俯瞰着海湾。草坪从海滩起步，直奔大门而去，路程足有四分之一英里，一路跳越日晷、砖径和鲜花盛开的小花园——终于冲到房子跟前，仿佛借着奔跑的势头，一化而为亮绿的常春藤，继续沿墙攀爬。房子正面开有一溜法式落地长窗，此刻映着金色的夕阳余晖，大敞着迎接傍晚的暖风。只见汤姆·布坎南一身骑装，两腿叉开站在前廊平台上。比起纽黑文时代，他的样子已经变了。现在他是一个身体强壮、头发稻草色的三十岁男人，嘴唇看着颇为严苛，态度高傲自大。两只傲慢的眼睛炯炯有光，夺取了他的整个脸庞的控制权，使他显得像要随时盛气凌人地逼上来。甚至他那套骑装，即便颇有女人气的优雅与招摇，也掩藏不住那副身躯的巨大能量—他仿佛要填满那双铮亮的皮靴，直到把鞋带绷得紧紧的；他的肩膀转动时，你可以看见薄薄的上衣底下一大块肌肉在游走。这体格尽可以极大地威慑他人——残酷的身躯。他说起话来是生硬、沙哑的男高音，这就更加深了他给人的暴躁易怒的印象。话音中还带着些许长辈教训人的口吻，即使对他喜欢的人也是如此——不消说，在纽黑文的时候就有不少人恨死了他。“听着，不要仅仅因为我比你强壮，更有男人气概，”他似乎在说，“就以为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是最终定论。”我们都加入了同一个高年级社团；尽管我们从未走得很近，但我总觉得他很赏识我，而且带着一些他特有的那种粗野、蛮横的怅然不舍之意，希望我也喜欢他。……

诺贝尔奖文学开心消消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