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姑娘苏瑶嫁到印度后，在婆家熬了整整八个月，最后还是收拾行李回了国。

苏瑶和丈夫是在上海的外企认识的。男人是 IT 部门的技术主管，印度高种姓出身，谈吐温文尔雅，中文说得流利，连上海话都能学上两句。

追求苏瑶的时候，他做得无可挑剔。记得她的生理期，会提前备好暖宝宝和红糖；知道她爱吃本帮菜，专门跟着菜谱学做红烧肉。

苏瑶父母反对，他就一次次上门，诚恳地说自己早已西化，家里思想开明，婚后绝对尊重中国的生活习惯，不会让苏瑶受半点委屈。

婚礼还是在上海办的，场面体面，苏瑶辞了外企的工作，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随丈夫飞往印度古吉拉特邦。飞机落地时她还在想，不过是换个地方过日子，能难到哪里去。

可真进了婆家大门，她才知道，丈夫在上海说的那些话，就像落在恒河里的花瓣，一下子就被冲得没影了。

婆家住的是当地一栋带院子的老宅，在邻里间算得上殷实。可苏瑶一进门，婆婆的眼光就不太对劲，上下扫了她几遍，脸上没有半点笑意。后来她从邻居的闲谈里慢慢听懂，在这个高种姓家庭看来，儿子娶个外国媳妇并不光彩，更让婆婆堵心的是，苏瑶没带来像样的嫁妆。

在印度，嫁妆往往是女方家庭最大的诚意，没有，便容易低人一头。

丈夫的变化比什么都刺痛人。在上海时他能系上围裙做红烧肉，回到老家却连厨房都不让苏瑶随便进。婆婆认为厨房是供奉神明的洁净之地，苏瑶不是印度教徒，双脚不能踏进去。可做饭的活儿还是落到了她肩上，只能在侧屋小煤气炉上张罗。

印度以面饼和豆糊为主食，婆婆要求她把死面饼擀得像纸一样薄。苏瑶手指烫出一串水泡，递到丈夫眼前，丈夫只是偏过头说：“慢慢学，大家都这么过来的。”

吃饭的规矩更大。男人和婆婆先上桌，苏瑶要等所有人吃完了，才能把剩下的菜端进自己屋里。头两天她想坐下，丈夫轻轻按住她的手，摇了摇头。后来她便懂了，在这里，妻子只是饭桌上的影子。手抓饭她勉强吃了几个星期，肠胃却一直闹意见，人很快瘦了一圈。最让她难以启齿的是如厕和洗澡。

婆家楼上明明有抽水马桶，却只让男人们用，她得去院子角落的旱厕。生理期那几天，她甚至被要求睡在阳台上的一张薄垫上，不能进厨房，不能碰餐具，连从水龙头接水都要别人代劳。在当地传统观念里，经期的女人是“不洁”的，这和高种姓家庭的洁净禁忌绑在一起，成了套在她身上的无形锁链。

苏瑶偷偷跟丈夫说过几次，每次都被一句话堵回来：“我母亲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她翻出婚前那些聊天记录，上面还有他说“婚后绝对尊重中国生活习惯”的保证，可眼下连用卫生巾都要被婆婆念叨浪费，让她学着用旧布。

上海的闺蜜寄来的红糖和红枣，婆婆当着她的面扔进了垃圾桶，说这些东西气味怪异，会冲撞神灵。丈夫看见，依旧一言不发。

八个月里，苏瑶掉了十多斤，眼窝都凹下去了。和父母打视频电话时，她总是缩在角落，把镜头对着白墙，说婆家待她很好。母亲却察觉出不对劲，有一回视频里婆婆突然闯进来，用印地语高声训斥，苏瑶慌忙挂断。她不知道，母亲在屏幕那边哭了一整夜，第二天就把家里的存折翻出来，随时准备寄钱给她买回国的机票。

疫情的封锁把原本的缝隙撕成了裂口。印度全国实施严格的居家令，苏瑶被困在深宅大院里，连到门口透口气都要看婆婆脸色。丈夫的亲戚开始三番五次上门，话题总绕不开生孩子，而且必须是男孩。有长辈当着她的面提议，该去请神婆来看看，喝点圣水。

没有人问过她愿不愿意，也没有人觉得她能听懂那些印地语单词。丈夫照例坐在一旁，垂着眼皮，像是这一切都理所当然。

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的那天，天气热得像蒸笼。婆婆又因为一件小事当众数落她，话里话外是“不能给家族添丁”，丈夫就站在几步之外，衬衫扣子一丝不苟地扣着，和当初在上海追她时一模一样，却连替她说半句话的意思都没有。

她没吵，也没再哭，当晚就悄悄联系了中国驻印度使馆的领保电话，又托国内朋友四处打听，终于抢到一张回国的机票。

走的那天清晨天还没亮透，苏瑶只拎出来时那只行李箱，几件旧衣服，一本护照。婆婆站在二楼窗口冷冷看着，丈夫送她到院门口，只说了句：“你想清楚。”她没有回头，坐上提前约好的出租车，一路往机场开去。从德里飞往上海的航班上，她把头靠在舷窗上，八个月来头一次睡了整觉。

飞机落地，苏瑶远远看见接机口父母花白的头发，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隔离结束后，她去医院做了全身体检，结果是中度营养不良，卵巢呈多囊样改变，医生说和长期精神紧张、饮食失调都有关联。她把病历拍照发给丈夫，然后拉黑了所有联系方式，彻底切断那段关系。

如今苏瑶在上海重新找了份工作，偶尔在社交平台上淡淡写几笔过往。有网友说她勇敢，她只回一句：有些路不走一遍，你永远不知道尽头是悬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