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跪在坑道里用嘴帮排长排尿的姑娘，是1952年在上甘岭干的，她叫王清珍，那会儿刚满16岁。贵州毕节来的农家丫头，15岁主动报名入朝，可就是她，救了一个硬汉的命。

主要信源：（人民日报——王清珍：“她们都是王兰的原型”）

1952年，朝鲜上甘岭那块地方，炮火把天都烧红了。

山头被炸了一遍又一遍，石头成了粉末。

就在这片焦土上，一个16岁的贵州姑娘，整天在坑道里跑来跑去，忙着救那些从火线上抬下来的伤号。

这姑娘叫王清珍，老家在武汉，小时候跟着家人逃难到了贵州。

她爹怕她在乱世里被人欺负，13岁那年硬把她送到了部队。

部队领导看她太小，不想收，她爹急了，说你们不收，这孩子就得被人抢去当媳妇。

领导心软了，把她留下来，安排在后勤医院学当卫生员。

1951年部队要过江去朝鲜，王清珍报了名。

过了鸭绿江，她看到的是一片废墟，房子塌了，路边躺着死人。

她心里憋着一股劲，觉得非得把这些侵略者赶走不可。

到了前线，她被分到收容所。

说是收容所，其实就是山洞里挖出来的窝棚，又黑又潮，空气里全是血腥味和火药味。

伤员一批接一批送进来，有的断了腿，有的肚子上开了口子，有的浑身烧伤连脸都认不出。

王清珍一个人要管二十多个重伤号，白天黑夜连轴转，困了靠在墙上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干。

最要命的是缺东西，药品不够，绷带不够，连水都没有。

绷带用完了，她就跑到阵地上去捡敌人丢下的降落伞，撕成布条洗干净再用。

药不够了，就趁天黑爬到敌人尸体堆里翻急救包。

有一天晚上，她在坑道里巡查，听到角落里有人哼哼。

走过去一看，是个姓曹的排长，脸色白得吓人，脑门上全是冷汗，身子蜷成一团。

她蹲下来检查，发现他肚子上中了弹，最要命的是肚子胀得像鼓，摸上去硬邦邦的。

她一下就明白了，这是膀胱出了问题，尿排不出来，再拖下去人就完了。

她赶紧跑去找导尿管，回来试着给他插管，可试了好几回，管子就是进不去，尿一滴也没出来。

曹排长疼得说不出话，眼神都快散了。

王清珍急得满头汗，这时候旁边有个伤员开了口，说要不就用嘴吸。

这话一说出来，整个坑道都安静了。

王清珍愣了一下，知道眼下没有别的路。

她低下头，含住导尿管那头，使劲吸了一口气。

过了几秒钟，尿液慢慢流了出来，流进了旁边的罐头盒里。

曹排长的肚子一点点瘪下去，脸上的痛苦也跟着消了。

王清珍一直含着管子，直到尿液排干净才松开口，擦了擦嘴，转身又去忙别的伤员。

这件事后来在伤员中间传开了，营里给她报了三等功，师里又把功升成了二等功。

王清珍自己倒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她说她就是干了该干的事。

上甘岭打得最惨的那几天，黄继光牺牲的消息传到了收容所。

他是用身体堵枪眼死的，遗体从前线抢回来时已经过了三四天。

王清珍和其他几个卫生员接到任务，要给黄继光整理遗容。

她们把人抬到坑道边上，发现他的双手还高高举着，身体僵硬得像木头。

胸前被火药烧得漆黑，血衣粘在肉上，脱都脱不下来。

她们用热水泡了毛巾，一点一点把衣服润湿，再小心翼翼地撕下来。

衣服的问题解决了，手的问题又来了，黄继光的手举得太高，怎么也放不下来。

她们轮流用热毛巾敷他的手，敷了一天一夜还是硬的，又接着敷，到了第三天终于软了。

她们给他换上一身新军装，装进棺材，送回了祖国。

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林杉到部队体验生活，听说了王清珍的事，回去后写了电影《上甘岭》的剧本。

里面那个叫王兰的卫生员，原型就是王清珍。

1956年电影上映，一首《我的祖国》唱遍了大江南北。

王清珍自己去看电影的时候哭了，她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是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

1958年王清珍复员回到北京，在医疗器材厂工作。

同年她参加了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领导认出来，拉着她的手说她就是《上甘岭》里的王兰啊。

后来王清珍二次入伍，重新穿上军装，回到部队医疗岗位，一直干到退休。

退了休她也没闲着，自己掏钱办了个义务门诊，给附近的群众看病。

街坊邻居都知道有个当过兵的老太太医术好心肠热。

晚年的王清珍住在湖北孝感的干休所里，生活很简单。

2023年10月27日，王清珍在孝感去世，享年87岁。

这个16岁就上了战场、用嘴给战友吸尿、亲手给英雄整理遗容的姑娘，用一辈子的时间把“白衣天使”四个字活成了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