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旅居美国的军统特务头子毛森晚年乡愁浓烈，多年盼望重返故土看一看家乡。1992 年，年逾八旬的他如愿回到阔别四十余年的浙江江山探亲，亲眼见证家乡发展；返回美国后不久病重离世，至死仍牵挂故土。


毛森一生最重的一笔，不在美国，也不在江山，在1949年的上海。
那年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对上海外围实施攻击；23日发起总攻；27日上海完全解放。上海战役16天，歼敌15.3万多人。

城市正从战争边缘往新秩序过渡，毛森手里的警察局却成了旧政权最后的刑场。上海市公安局旧文记载，5月24日晚毛森逃跑前，下令将关押在警察局拘留所的沈鼎发、施南岳等9名革命志士枪杀在警察局后院。

这不是一件孤立的临别暴行。1949年3月，毛森在上海市警察局长任上，先后下令逮捕3000多名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并杀害其中300多人。毛森任局长三个月里逮捕、处决进步人士的事实；宋茂林、黄竞武等人在1949年5月18日凌晨遇害，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日遗体才被发现。

一个城市快要天亮时，旧权力最怕的不是军队进城，而是那些知道黎明将来、仍不肯退场的人。

毛森晚年回乡的反常，不是“恶人也有乡愁”。人有乡愁并不稀奇，坏人也会想念祖坟、方言、老屋和族人。稀奇的是，他曾经掌握杀戮权力，后来却以旅外乡亲身份被允许回来。

回乡探亲是人的流动，罪责记录是历史判断。
二者不能混成一碗温吞水。若把他晚年的捐款、思乡写成赎罪完成，便等于让受害者再沉默一次。

更能看清毛森选择的，是同一座警察局里的另一条线。毛森逃离后，代理局长陆大公在5月25日向上海各警察分局发出维持秩序、听候命令的指令，并下令各分局悬白旗投诚。

5月28日上午，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人员进入福州路上海市警察局，陆大公交出旧警察局印章和枪支，保存文书档案，接管工作随即展开。

不能把他完全推给时代，说他只是旧机器里的螺丝。
1949年5月的上海，确实兵临城下，旧政权已经失控，可失控不等于没有选择。陆大公能率警察系统投诚，地下党员能在警察系统内部保存力量，许多普通警员也要在乱局里决定站到哪一边。毛森的恶，恰恰发生在还有别的路可走的时候。

他选择的不是自保，而是用杀戮替旧政权拖出最后一串血印。

毛森后来从台湾到香港，再到美国。
其女毛瑞回忆，毛森1956年从台湾到香港，在香港生活12年，1968年移居美国，晚年在美国读报、听广播，也写回忆录。这个轨迹并不浪漫。

一个曾靠秘密系统起家的人，最后离开了自己效力的权力中心；旧组织需要他时给他位置，不需要时也会把他推到边缘。

特务政治最冷的地方就在这里，替它杀人的人，也未必能从它那里拿到安稳结局。

他的家属也不是旁观者。
毛瑞回忆，她与父亲多年分离，留在乡下，后来因“江山人”“姓毛”等身份牵连，生活受过很多挤压。毛森的选择不只落在上海的烈士身上，也落在他的家人身上。

一个人的政治身份会像阴影一样拖过亲族、婚姻、迁徙和日常生计。
晚年团聚看似是家事，其实是几十年政治裂缝在一个家庭里的迟到缝合。

1992年毛森回到的也不是旧江山县。1987年11月27日，国务院批复撤销江山县，设立县级江山市，以原江山县行政区域为江山市行政区域。

也就是说，他踏回故乡时，地方名称已经变了，改革开放后的县域社会也变了。

对地方来说，接待毛森不是给旧特务翻案，而是在新的开放格局下处理海外乡亲、地方建设、历史记忆三者关系。这个尺度不好拿，拒绝最简单，热捧也最省事，难的是允许他看见故土，又不让故土替他洗去血迹。

毛瑞回忆，毛森从上世纪80年代起给家乡捐钱办学，1992年5月终于回国；回美国旧金山不到半年，10月3日因突发心肺衰竭去世；临终前叮嘱家人再捐1万美元给江山老家办学。钱当然能办一点实事，学校、孩子、桌椅、课本都是真东西。

但这笔钱不能被写成道德结案书。烈士的遗体曾在上海被寻找，家属曾在漫长岁月里承受失去亲人的后果，城市曾在接管时面对拘留所、档案和枪支。1万美元可以落到教育上，不能抵消300多条生命的分量。

毛森回乡这件事有价值，落叶可以归根，血账必须留档。
一个成熟的社会处理旧人旧事，不能只有恨，也不能只有宽。只恨，容易把活人困在旧仇里；只宽，容易让死人再次被抹去。

1992年的江山接纳了一个白发老人回来看家乡，1949年的上海仍记着他下令杀人的后院。两件事并排放着，才接近历史原本的样子。

毛森最后死在旧金山，捐款去了江山，罪责留在上海。
他的乡愁是真的，杀戮也是真的；故乡可以让他回来，历史不能替他脱身。

晚年回乡没有把毛森变成可以被温情包裹的人，它反而提醒人们：一个人的归途能被打开，是因为国家有了更稳的尺度；一个人的罪名不能被抹去，是因为那些没能走到黎明的人，也有自己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