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四渡赤水，才知毛主席有多神：
一渡、二渡主要试探敌军防线、寻机歼敌，未能彻底突围；三渡、四渡连环调虎离山，才是甩开追兵、成功突围的关键。


四渡赤水的高明，不在从头到尾没有失手，而在毛主席能把失手、争论、胜仗和硬仗都变成下一步调敌的。

会打胜仗的人不少，能在路被堵死后逼敌人自己挪开路的人，才少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刚从湘江惨烈损失中缓过一口气，兵力只剩三万多人，后有中央军追击，前有川军、黔军、滇军堵截。

会议改变了过去机械执行计划的军事作风，毛主席重新参与军事指挥，但他接过来的不是一支可以从容布阵的队伍，而是一支在山路上边走边找生路的队伍。原来的设想是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问题在于，这个方向红军知道，蒋介石和川军刘湘也知道。

土城一战把这个问题砸到了桌面上。红军本想在青杠坡一带打掉尾追川军，打开北进通道，可当面敌军战斗力强，增援又快，战场很快变成硬碰硬。干部团、红一军团回援，朱德亲临前线，才稳住局面。

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从土城、元厚一带西渡赤水。这一渡并不是神来之笔的开场，更像是从一扇正在合上的门缝里撤出。它说明一个冷事实：北上入川这条路，已经暴露，继续撞上去，红军可能又要付出湘江那样的代价。

可一渡以后，红军并没有获得真正自由。

进入川南后，古蔺、叙永一带阻力很大，长江南岸的防线也越来越紧。红军到了扎西，表面上离四川更近，实际离预定目标更远。

毛主席在这里作出的判断很反常：不再顺着“既然要入川，就继续向北”的惯性走，而是调头东进。
敌人以为红军被压向川滇边，黔北反而变薄。2月中下旬，红军二渡赤水，回师贵州，夺桐梓、克娄山关、再占遵义，歼敌数千，取得长征以来少见的大胜。

二渡的胜利容易让人误会，以为四渡赤水的主线就是不断打胜仗。其实遵义大捷只是把红军从被动中拉出来，并没有把包围圈撕碎。蒋介石很快飞抵重庆部署“追剿”，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部和地方军又压向黔北。

红军若沉迷于遵义胜利，继续找一场大仗证明主动权，正可能被重新套住。

真正困难的地方正在这里：胜利会鼓舞人，也会诱人恋战；红军需要歼敌补充自己，却又不能被一次歼敌愿望拖进敌人的阵地网。

3月上旬的打鼓新场之争，正好卡在这个关口。

林彪、聂荣臻提出攻击打鼓新场，会上不少人赞成。毛主席坚决反对，判断红军赶到时，滇军、川军、中央军可能形成夹击。随后成立由周恩来、毛主席、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军事决策从会场里的多数意见，转向更集中、更迅速的临机判断。

赤水河边的胜负，已经不只是枪炮问题，也是指挥方式能不能跟上战场变化的问题。

鲁班场一战又给红军上了一课。
周浑元部依托工事，红军进攻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还付出伤亡。毛主席后来承认土城和鲁班场都有“走麦城”的意味。这句话很重。它把四渡赤水从神话里拉回战场：没有哪一个指挥员能让每一仗都按设想发生。

关键在于，鲁班场之后，毛主席没有继续拿红军去啃硬骨头，而是把目标从“找敌打一仗”转成“让敌人按错误方向奔跑”。

于是有了三渡赤水。
3月中旬，红军从茅台一带再渡赤水，进入川南，摆出北渡长江的架势。这一次的价值，不在走了多远，而在让敌人看见。蒋介石最怕红军入川北上，便催促各路人马向川南压去，赶修碉堡，准备把红军压在狭小地区决战。红军却没有真往长江边硬冲。

3月21日至22日，中央红军突然四渡赤水，折回赤水河东岸，把大批追兵甩在川南方向。

这才是四渡赤水最尖锐的地方：三渡是给敌人看的，四渡是给自己留命的。
前两渡还带有试路、避险、寻机歼敌的性质；到三渡、四渡，毛主席已经不再把突围押在某一个固定方向上，而是把敌人的判断变成战场资源。

敌人越相信红军要北渡长江，就越会把兵力往川南堆；敌人堆得越急，黔中、贵阳、云南方向就越露缝。

红军不是单纯逃跑，是用行动制造敌人的错觉，再从错觉撕开的空处穿出去。

四渡之后，红军迅速南下，突破乌江，逼近贵阳。蒋介石当时在贵阳，急调滇军孙渡部东援，云南门户随之松动。

毛主席随即转兵西进，绕开贵阳，直逼昆明附近，再向北抢渡金沙江。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看似四次在赤水河上来回，落点却不在赤水，而在金沙江北岸那条被打开的生路。

四渡赤水不能只用“神机妙算”四个字盖住，它真正改写认知的地方，是让人看见毛主席的指挥不是不犯错的传说，而是在错误之后不僵，在胜利之后不恋，在强敌压来时不按敌人给出的方向打。

土城让红军知道硬撞长江不行，遵义让红军找回主动，苟坝让指挥方式变快，鲁班场让战略目标转向调敌，三渡四渡才把敌军主力引偏。

赤水河水并没有替红军开路，开路的是一次次承认现实后的转身。能转身，还能让敌人跟着转错方向，这才是毛主席那支笔最锋利的地方。